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田园隐逸派和山水行旅派诗人，与王维并称为“王孟”。孟浩然布衣终身，不是因为他隐居、逃禄造成的。李白在《赠孟浩然》诗中所说的“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是对孟浩然思想深处不甚了解的浪漫主义的赞美。并不是他有意要“弃轩冕”，而是他渴求“轩冕”而不能得。他也不迷花，醉酒也很少。“不事君”更不是他的初衷，他是想事君而不可得。他不是不想入仕，而是未能入仕。李太白没有看见他的这位朋友内心的痛苦，算不得是孟浩然的知己。孟浩然终身不仕是盛唐时代的一个悲剧。
1、京师求仕、献赋与应举
由于孟浩然出生在“家世重儒风”的孟家，常以孟子后裔为荣。而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是必须汲汲于仕途的。所以，孟浩然少年时代就立下了“鸿鹄之志”，他的好友王白云也说他能“抟扶桑，轻举六”。他在《洗然弟竹亭》诗中写道：“俱怀鸿鹄志，共有鹡鸰心。”在《田园作》诗中写道：“冲天羡鸿鹄，争食羞鸡鹜。”他幻想自己能像大鹏、鸿鹄翱翔于天地之间。他又在《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诗中写道：“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亲。”希望忠孝两全，一方面是建功立业，效忠于皇上，一方面又能侍奉父母。为了实现鸿鹄壮志和崇高理想，少年孟浩然读书、写作颇为努力。“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昼夜常自强，词赋亦颇工。”“为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昔吾与汝辈，读书常闭门。”从这些诗句中，我们看到了少年孟浩然为学的刻苦和勤奋。也看到了他努力的方向，为应进士举而专攻章句和诗赋。唐代的科举考试，是重章句、诗赋的，尤其是诗赋，有“诗赋取仕”之说。
孟浩然曾经对入仕充满兴心，他满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的才华而少年得志。可是，直到30岁还未有结果。同他一块儿隐居鹿门山的好友张子容，在25岁时已经取得了功名。孟浩然开始着急了，他为时不我待而焦虑，为怀才不遇而伤感。“遑遑三十载，书建两无成。”“三十既成立，嗟吁命不通。”“粤余任推迁，三十犹未遇。书剑时将晚，丘园日已暮。”“弃置乡园老，翻飞羽翼摧。”他甚至感到了恐惧：“常恐填沟壑，无由振羽仪。”此时的孟浩然，是多么迫切地渴望着步入仕途啊!
孟浩然京师求仕，新旧唐书均载“年四十来游京师”一次。近年来，学术界提出了异议。有的学者考析出孟浩然至少有三次入京，如王达津先生就说：“孟浩然多次入京，其可考者有三次。第一次是开元七年，他三十岁后曾入京。”“孟浩然第二次入京似在开元十一年癸亥到十三年南下。”“第三次入京，当在开元二十年冬，到达可能在二十一年春。”不少学者同意三次入京，但在具体时段上尚有争议。我们认为，孟浩然第一次入京应在张说任中书令之际，因张说之荐举而诏至京师的。不知为什么，没有被唐玄宗录用。小说家言“啭口触讳”、“无官受黜”是不足信的。所谓“令诵所作，乃诵‘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弊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等等煞有介事的情节，纯属好事者的杜撰。不过释贯休却在《经孟浩然鹿门旧居》诗中云：“孔圣嗟大谬，玄宗争奈何。”看来，见玄宗确有其事。也有学者说，孟浩然的第一次入京是企图通过献赋而直入宫廷的。“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欲随平子去，犹未献甘泉”等诗句即有此意。也还有学者推测，孟浩然这次“布衣干明主”没有成功的原因是正好赶上张说被罢相、致仕的倒霉时刻。
孟浩然的第二次入京是参加进士考试。通过荐举、献赋“直取卿相”的道路没有走通，孟浩然不得不面对现实，决定走科举应试之路。开元十六年，“年四十，来游京师。”《旧唐书·孟浩然传》明言这次来京的目的就是“应进士举”。这一年的主考官是严挺之，《新唐书·严挺之传》云：“开元中为考工员外郎，累进给事中。典贡举，时号平允。”也就是说，严挺之是一位公正廉明的主考官。只要孟浩然的考卷优良，取进士应当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他“名落孙山”了，他没有考出好成绩。《韵语阳秋》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省题诗自成一家，非他诗可比也。”“王昌龄、钱起、孟浩然、李商隐辈，皆有诗名，至于作省题诗则疏矣。”“孟浩然《骐骧长鸣》诗云：‘逐逐怀良驭，萧萧顾乐鸣。’此等句，与儿童无异”。孟浩然的应试诗写得“与儿童无异”，落第也在情理之中。孟浩然思维不敏捷，属苦吟派。限时作诗，临场发挥不好，当然也就写不出好诗来。这也是科举考试的一大弊端。
孟浩然对应进士举原本是满怀信心的，他在《长安早春》诗中写道：“鸿渐看无数，莺歌听欲频。何当桂枝擢，归及柳条新。”盼望金榜题名后立即回归襄阳，那时正是柳条绽发新芽的时候。失利之后，他并没有即刻回乡。他不甘心失败，继续滞留长安，献赋并寻找入仕的机会。直到秋九月，一切毫无结果，才怀着满腔愤懑离开京师长安。“黄金燃桂尽，壮志逐年衰。”“日夕凉风至，闻蝉但欲悲。”“二毛催白发，百镒罄黄金。泪忆岘山堕，愁怀湘(襄)水深。”“十上耻还家，徘徊守旧路。”“惜无金张援，十上空归来。”“余复何为者，栖栖徒问津。”这些诗句，正是当时诗人痛苦心情的真实表露。也正是在这时，他写下了《岁暮归南山》这首诗，诗中“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弊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等句，表达了对皇帝不识人才的埋怨，和对故人举荐不力的不满。他在《留别王维》诗中写道：“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他恨知音太少，甚至说：“世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
孟浩然第三次入京，当在开元二十年冬，到达京师可能是开元二十一年春。此时，张九龄正在中书侍郎任上。孟浩然此次进京的目的显然是想依靠张九龄，继续寻求入仕的机缘。又有谁能料到，恰在孟浩然到达长安的时候，张九龄因丁母忧而去职，直到开元二十一年冬十二月才起复。孟浩然的命运就是如此不济，他真的该“吁嗟命不通”了。
2、隐居、干谒、漫游
孟浩然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为隐居而隐居的隐士，闻一多就说过：“隐居本是那个时代普遍的倾向，但在旁人仅仅是一个期望……在孟浩然却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事实。”“正如当时许多有隐士倾向的读书人，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这个结论忽略了孟浩然终身求仕的因素，是片面的、不够妥当的。孟浩然的隐逸是不彻底的，并非是为了隐居而隐居。孟浩然与当时的许多隐者一样，是为着仕进而隐居。用孟浩然自己的话说，就是“朱绂心虽重，沧海趣每怀。”中国古代的隐士甚多，庞德公、陶渊明被称为隐逸之宗。孟浩然在诗中也多次表示要效法他们：“闻就庞公隐，移居近洞(洄)湖。”“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他甚至步庞公后尘，真的到鹿门山隐居了。其实，他根本不可能像庞公、陶渊明那样做一个纯粹的隐士。庞德公、陶渊明都处在乱世。庞德公的隐居为了摆脱刘表的纠缠，远离政治、全身畏祸。陶渊明是从官场走入山林的隐居，他看不惯官场的黑暗。孟浩然生活在所谓的“圣代”，“开元盛世”，经济繁荣，社会太平。原本是不必隐居的。他的好友王维也说过：“盛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他也曾在《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侍郎》诗中写道：“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意思是劝说朋友在圣明时代不要隐遁山林，而当为国家效力。可是，社会现实又是十分复杂的。通过隐居造成声名，致使朝廷直接征召进入官场的事情发生了。后汉有诸葛亮，他躬耕隆中十余年，读书、交友、养德。终得“卧龙”之品，赢来刘备三顾，成就了一代贤相。
孟浩然所向往的正是诸葛亮式的隐居，他在诗中吟唱的“谁识躬耕者，年年梁甫吟”，才是他内心深处的隐衷。他希望有崔州平、徐元直那样的伯乐来举荐自己。盛唐时期，不少人走的正是这样的路。卢藏用的入仕就是榜样，他举进士后却没有得到官职，于是便与弟征用隐居终南山，后又隐居嵩山。终南山近长安，嵩山近洛阳。其行止随天子车驾而定，时有“随驾隐士”之称。武则天长安中征拜左拾遗。后来，他指着终南山对隐士兼道士的司马承祯说：“此中自有佳处，何必在远。”司马承祯甚明其意，接着说：“以仆所知，乃仕宦之捷径耳!”孟浩然即走科举之路，也没有放弃终南捷径。他的隐居，正是“以隐干禄”，或者说是“假隐自名以诡禄仕”。我们不能只看到他隐居、游历山水的一面，还当看到他心在朝庭的一面，全面一点看问题，也许就不会得出“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的结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