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勃的《滕王阁序》历来被誉为“千古奇文”。该文“奇”在何处?“奇”之一就是用典精彩纷呈，并且契合主旨，显得隽永、典雅而和谐。
“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系隋末文中子王通之孙，叔祖王绩是初唐著名诗人。本人“六岁善辞章。”“未及冠，授朝散郎。沛王召署府修撰。”“堪称“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然而“勃戏为文檄英王鸡文，高宗览之，怒曰：‘据此是交构之渐’即日斥勃，不令入府。久之，补虢州参军。勃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有官奴曹达犯罪，勃匿之，又事泄，乃杀达以塞口。事发，当诛，会赦除名。时勃父福畴为雍州司参军，坐勃左迁交趾令。”王勃才情放纵却人生失意，于是，把建功立业的情怀形于诗文，在诗文里表现自己的人生失意之感。以疏淡的文字叙事言情，展示了对自我生活的期待以及期待不得的焦虑和忧愁[4]。王勃作《滕王阁序》时，正当二十几岁的盛年，虽经历了坎坷，但毕竟涉世未深，还没有饱尝社会人生的种种痛苦酸辛。我们在文中可以看到王勃那种痛苦与追求交织，失望与希望并存的复杂感情。
作者南下省亲，途经滕王阁，恰逢盛会，即兴而作，把自己豪放超逸的情致融到壮美崇丽的景物之中，然而个人宦途的失意始终萦绕心头，胜景难驻，兴尽悲来的感慨涌来：“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这里引用的神话故事中主管天门的“帝阍”和汉未央宫中的前正殿―汉文帝接见贾谊的地方“宣室”，以暗喻自己对朝廷的向往。王勃远离京城，失意流落，关山难越，英雄失路。眼前的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转瞬即逝;瞻顾前程，困难重重、前途渺茫，一种世态炎凉的感叹与困惑、孤独的心跃然纸上。远离京城，失意流落，作者“望长安于日下”，而此种“望长安于日下”的情怀与其“城阙虽近，风云尚赊。……虽逢相识，犹待安车。君王握手，何期晚耶!”[5]何其相似!作者又借历史人物冯唐、李广、贾谊、梁鸿、终军、班超等怀才不遇的人物表达自己有志难伸、报国无门的郁闷悲愤。然而，王勃并未一味消沉感伤，正值壮年的他对未来并未完全丧失信心，心绪跌宕灰暗后转呈亮色，随之感情上表现出乐观向上不甘沉沦的壮志豪情。一方面将自己的不幸归之于“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将人生的穷通视作常态;又以即使圣主明时，也会有人才被埋没现象自我安慰、自我排遣。一方面，作者发出“老当益壮”的呐喊，勉励同仁不要因年华易逝和处境困顿而自暴自弃。以“大鹏”作比，表明凌云之志，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成句，表明自己信心未泯。“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反用“贪泉”“涸辙”、阮籍之典，表达自己虽处困顿而清操不移，逆境中壮志弥坚，尽显失意而不颓唐失志之情。“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引用终军、班超、宗悫的典故，表达自己渴望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在困难面前，作者具备了积极进取的态度、坚韧不拔的意志、乐观开朗的情怀及洁身自好的品质。作者就是如此展示了其抑扬升沉的情感发展轨迹，披露了交织于内心的失望与希望，痛苦与追求，失意与奋进的复杂情感。
《滕王阁序》中呈现出的那种执着的追求和孤独的悲哀盘错交织，自信兴奋的精神状态中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忧愁和烦恼，是初唐文人的普遍心态。
初唐时期，刚刚结束了战乱频仍、分崩离析的历史，也结束了隋代短暂的暴政，建国之初，统治者表现出思贤若渴、重用人才的倾向。他们开始推行开明的文化政策，融合南北文化，推行科举制度，打破了汉魏以降门阀士族把持政权的局面，使成千上万出身寒门的庶族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为朝廷拔擢了大批治国安邦的文官武将，这样的政治环境，空前地激发了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的热情。唐太宗在为秦王、随高祖李渊征战南北之时，就在秦府大开文学馆，延揽“十八学士”，“每更值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秦王府成为当时文坛精英荟萃之所。当他继承帝位之后，又置弘文馆，与馆阁学士讨论典籍，吟咏性情。他多次宴饮群臣，在享乐之余，君臣之间赋诗唱和，各擅胜场，争奇斗艳。今所传许敬宗撰《翰林学士集》(残本)，共收太宗时君臣唱和诗五十一首，分属十三题，参与者除太宗、许敬宗外，还有于志宁、陆摺、长孙无忌、褚遂良、高士廉、岑文本、上官仪、杨师道、刘子翼等朝廷重臣，《全唐诗》收录仅许敬宗一人和太宗诗就高达18首①，文学唱和风气之盛可见一斑。太宗提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太宗宠爱有文学特长的魏王泰，杜如晦、薛收、魏征、虞世南等文士平步青云，坐致公卿。他们的成功大大激发了当时文人的用世激情，当时的精通文学和儒道的士子自以为凭借华美文辞可以实现济世伟才，经义精通堪为帝师，于是踊跃投诗献赋，希图以文学侥幸进身。武后、高宗宫廷均有爱好文艺的风气，形成“白云起而帝歌，翠盖飞儿臣赋”的盛况。武后对文士更不吝官爵，“铨擢之次，每以诗赋为先”“器人於翰墨之间，求材於简牍之际”。沈期、宋之问、李峤等仅以文学获得高位，别无他能。“大臣以无文为耻，右职以精学为先”。加之神龙年进士科始加试诗赋，辞藻表达、文章形式引起主考官和应考者的高度重视。文学成为文人们的进身之阶。“取士以道德，考试以文学”的政治环境使中下层知识分子变六朝的“从政无望”为“从政有望”，故玄宗时人说“明经取士，国家取材之地”。高宗、武后朝热衷封禅等盛世礼乐，赋颂文章的宏阔气势迎合统治者的心理需求，许敬宗等以大赋大颂备受青睐，炙手可热，朝野文士争相效仿，希望以文章得以擢拔。“贞观年中，太宗外厌兵革，垂衣裳於万国，舞干戚於两阶，留思政涂，内兴文事。虞、李、岑、许之俦以文章进，王、魏、来、褚之辈以材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雍容侍从，朝夕献纳。我之得人，於斯为盛。虞博通万句，对问不休;李长於五言，下笔无滞。……自豸冠指佞，鸡树登贤，内掌机密，外修国史。晨趋有暇，持彩笔於瑶轩;夕拜多闲，弄雕章於琴席。”卢照邻的文章中寄托了初唐文人的自我期许，透漏出贞观末年至高宗时期,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他们充满对新生活的热情和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呈现出自信兴奋的精神状态。王勃撰有多篇大赋大颂，为文有追求宏阔的趋向，为了迎合武后朝大设明堂礼典的时局，背后有效法许敬宗之流以宏大篇章得幸的政治企图。骆宾王的一封上裴侍郎的干谒书启至今尚存，陈子昂的《上薛令文章启》同为干谒之辞[11]。人们热衷于献诗，希望通过献诗可以得官得名。
人们为了入仕做官，获取荣华富贵，光宗耀祖，从总角垂髫发蒙，直至皓首穷经，努力学习文化，尤其是与科举考试有关的儒家经典、唐律、数学、书法等。但是考试制也给知识分子带来了一定的苦恼，现实的角逐中，大批的士子坠入失望的深渊，他们的满腔热情被客观现实击碎。高宗时，各科中进士最为人看重，“进士特难其选”“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12]，“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天复元年(901)，登进士第的曹松、王希羽，七十余岁;刘象、柯崇、郑希颜均年逾耳顺，时称五老榜。考中科举只是取得做官资格，还需通过吏部身(体貌丰伟)、言(言词辩正)、书(楷法遒美)、判(文理优长)铨选，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制举出身，名望虽高，犹居进士之下。这样的现实使他们忧愁而烦恼。另一方面，统治者的自私和野心及残酷的内部权利争斗依然使不少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因文遇祸，献诗使他们获罪失官。这使他们将建功立业的希望维系在受统治者赏识的基础上显得尤为脆弱。骆宾王因数上疏言事，得罪武后，被贬临海丞，怏怏不得志，弃官去[1]。后于唐高宗仪凤四年(679)任侍御史，因上疏言事，得罪武后，被投入狱中，写了《在狱咏蝉》，高远的志向、满腔的仇怨不平及对未来的忧虑，借咏蝉宣泄。正如小序所谓“感而缀诗，贻诸知己。庶情沿物应，哀弱羽之飘零;道寄人知，悯余声之寂寞。非谓文墨，取代幽忧云尔。”他更在《萤火赋》中宣称写作的目的是“感而赋之，聊以自广”。卢照邻“自以为当高宗时尚吏，己独儒;武后尚法，己独黄老;后封嵩山，屡聘贤士，己已废;著《五悲文》以自明”。“河南参军郑铣、朱阳丞郭仙舟投匦献诗，敕曰：‘观其文理，乃崇道法;至于时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并罢官，度为道士。”“和元为贞化府长史。景龙末，元献诗十首，其词猥陋，皆寓言嬖幸，而意及兵戎。韦氏命鞫于大理，而将戮之。”郑铣、朱阳丞郭仙舟因投匦献诗而失官，被度为道士。和元因为献诗得罪，险些被诛。初唐的沈�期、宋之问、杜审言等遭谗毁、被贬逐的官员或坎坷不幸的士子，都曾写过“感而赋之，聊以自广”的诗赋及文章。
总之，一方面，士子们充满了对社会的希望和对自己的信心，他们针砭时政，想利用文学来经邦济世，以各种形式顽强地表现主观精神。另一方面，在现实的角逐中，大批士子堕坑落堑，他们的激情最终被现实耗尽，堕落在失望的深渊。科举制犹如一贴兴奋剂，在初唐知识分子面前拓开一条光明大道，给中小地主知识分子以相对均等的机会，涌现出一大批来自中下层贵族地主的优秀诗人。可是，这条路又走得极其艰难，自信兴奋的精神状态中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忧愁和烦恼，构成了初唐文人的复杂心态[15]。《滕王阁序》中呈现出来的执着的追求与孤独的悲哀交织，是那个时期文人士子的普遍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