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 Qian Xuesen (1911年12月11日 --- 2009年10月31日)，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是浙江杭州。在钱学森 3 岁时，就巳有非凡的记忆力，此时已能背诵上百首唐诗、宋词、还能用心算加减乘除。邻居相传钱家生了个“神童”。
在小学低年级时期，男孩子最喜欢玩用废纸折的飞镖。每次比试，总是钱学森扔得最远，投得最准。同学们不服气，捡起他折的飞镖仔细研究，原来他折叠的飞镖有棱有角，特别规正，所以投起来空气阻力很小;投扔时又会利用风向风力，难怪每回都数他投得最远最准呢!小小年纪的钱学森居然颖悟了某些空气动力学的常识，这不仅使同学们，而且使老师也惊叹不已。20多年后，钱学森果然成了国际知名的力学和空气动力学家，这是不是可以从他童年时代玩飞镖的悟性上看出点端倪呢?从这个意义上说，钱学森从小便显露出了良好的禀赋与非凡的天资。
1923年9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1929年至1934年在国立交通大学(今上海交大、西安交大)机械工程系学习，1934年6月毕业后报考北京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
钱学森是人类航天科技的重要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是航空领域的世界级权威、空气动力学学科的第三代挚旗人，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是中国人体科学的倡导者。是二十世纪应用数学和应用力学领域的领袖人物 —— 是二十世纪世界应用科学领域最为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经成为和其恩师冯?卡门并驾齐驱的世界航空航天领域内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并以《工程控制论》的出版为标志在学术成就上实质性地超越了科学巨匠冯·卡门，成为二十世纪众多学科领域的科学群星中极少数的巨星之一;钱学森也是为新中国的成长做出巨大贡献的、功勋最为卓著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新中国爱国留学归国人员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建设者，是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钱学森 - 主要成就
钱学森长期担任中国火箭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对航天技术、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做出了巨大的和开拓性的贡献。钱学森共发表专著7部，论文300余篇。
钱学森在应用力学的空气动力学方面和固体力学方面都做过开拓性的工作。与冯·卡门合作进行的可压缩边界层的研究，揭示了这一领域的一些温度变化情况，创立了卡门——钱学森方法。与郭永怀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
从40年代到60年代初期，钱学森在火箭与航天领域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概念：在40年代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JATO)，使飞机跑道距离缩短;在1949年提出了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在1953年研究了行星际飞行理论的可能性;在1962年出版的《星际航行概论》中，提出了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为第一级运载工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为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概念。
工程控制论在其形成过程中，把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这类工程技术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钱学森本人就是这类研究工作的先驱者。
钱学森在1946年将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结合起来的研究，是先驱性的工作。1953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改变过去只靠实验测定力学性质的方法，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1961年他编著的《物理力学讲义》正式出版。现在这门科学的带头人是苟清泉教授，1984年钱学森向苟清泉建议，把物理力学扩展到原子分子设计的工程技术上。
钱学森不仅将我国航天系统工程的实践提炼成航天系统工程理论，并且在80年代初期提出国民经济建设总体设计部的概念，还坚持致力于将航天系统工程概念推广应用到整个国家和国民经济建设，并从社会形态和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高度，论述了社会系统。任何一个社会的社会形态都有三个侧面：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钱学森从而提出把社会系统划分为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意识系统三个组成部分。相应于三种社会形态应有三种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经济形态)、政治文明建设(政治形态)和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应是这三种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从实践角度来看，保证这三种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就是社会系统工程。从改革和开放的现实来看，不仅需要经济系统工程，更需要社会系统工程。
钱学森对系统科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发展了系统学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
人工智能已成为国际上的一大热门，但学术思想却处于混乱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学森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提出创建思维科学(noeticscience)这一科学技术部门，把30年代中国哲学界曾议论过，有所争论，但在当时条件下没法讲清楚的主张，科学地概括成为思维科学。比较突出的贡献为：
1、钱学森在80年代初提出创建思维科学技术部门，认为思维科学是处理意识与大脑、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大部门。推动思维科学研究的是计算机技术革命的需要。
2、钱学森主张发展思维科学要同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工作结合起来。他以自己亲身参予应用力学发展的深刻体会，指明研究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应以应用力学为借鉴，走理论联系实际，实际要理论指导的道路。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就是思维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思维学。研究思维学的途径是从哲学的成果中去寻找，思维学实际上是从哲学中演化出来的。他还认为形象思维学的建立是当前思维科学研究的突破口，也是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核心问题。
3、钱学森把系统科学方法应用到思维科学的研究中，提出思维的系统观，即首先以逻辑单元思维过程为微观基础，逐步构筑单一思维类型的一阶思维系统，也就是构筑抽象思维、形象(直感)思维、社会思维以及特异思维(灵感思维)等;其次是解决二阶思维开放大系统的课题;最后是决策咨询高阶思维开放巨系统。
钱学森是中国人体科学的倡导者。钱学森提出用“人体功能态”理论来描述人体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行为。他认为气功、特异功能是一种功能态，这样就把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系统理论的研究置于先进的科学框架之内，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起了重大作用。在钱学森指导下，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于1984年开始对人体功能态进行研究，他们利用多维数据分析的方法，把对人体所测得的多项生理指标变量，综合成可以代表人体整个系统的变化点，以及它在各变量组成的多维相空间中的位置，运动到相对稳定，即目标点、目标环的位置。他们发现了人体的醒觉、睡眠、警觉和气功等功能态的各自的目标点和目标环。这样，就把系统科学的理论在人体系统上体现出来了，开始使人体科学研究有了客观指标和科学理论。
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最高概括，钱学森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归纳为十个紧密相联的科学技术部门。这十大科学技术部门的划分方法，正是钱学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系统论对科学分类方法的又一创新。
钱学森 - 珠峰计划
大科学家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最近，来自多所名牌大学的消息证实，教育部一项“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已于近期悄然实施，这项计划的目的就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的入选高校是国内11所著名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这场“试验”，首先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学科开始。
在高等教育界，“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一度以“珠峰计划”的代号流传，但并未大张旗鼓地宣扬。一位大学校长告诉本报记者，“珠峰计划”的名字比较高调，而教育部希望各校不宣传，不张扬，埋头苦干。 这位校长说，此项计划是高校扩招以后的提高质量之举，可看作对“钱学森之问”的一种回答。决策者注意到，“很多前辈科学家提过顶尖人才培养不出来的问题。” 据介绍，教育部鼓励11所大学各显神通，没有定式。因此，各大名校的做法并不一样。但是，不约而同地，在2010年高校招生宣传时，它们分别开始向中学生大力介绍这项计划的重要性，以增加对优质生源的吸引力。
钱学森 - 回国始末
钱学森于1935年赴美国留学，经过十年的不懈努力，他成为当时世界一流的火箭专家。由于发表了“时速为一万公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而誉满全球。这位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在“二战”期间，与其导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作，在美国是屈指可数的杰出人才。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当时在美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歇斯底里的狂热运动。因为被怀疑是共产党人，并且拒绝揭发朋友，钱学森被美国军事部门突然吊销了参加机密工作的证书。钱学森感到非常气愤，他说:“我宁愿回中国老家去，也不愿在受人怀疑的情况下继续留居美国!”
后来，钱学森以此作为要求回国的借口，向美国方面提出回国申请。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回国夙愿竟酿成了一场劫难。
美国海军部次长听闻钱学森要回国的消息后，恶狠狠地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从此，美国政府对钱学森夫妇的政治迫害接踵而至。
钱学森在美国受到迫害和诬陷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新中国震惊了。国内科学界的人士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也极为关注，新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钱学森。当钱学森要求回国的意愿遭到美国的无理阻拦时，中国也扣留着一批美国人。其中有违反中国法律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侨民，也有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那时，美国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经常派遣间谍到中国搞颠覆破坏活动。仅1954年11月23日，经我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依法作出判决的美国间谍就有13人。美国政府急于要回这些被我扣押的人员，但又怕造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成事实，因此不愿意与中国政府直接接触。
1950年，钱学森同志开始争取回归祖国，而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钱学森同志由此受到美国政府迫害，遭到软禁，失去自由。
1954年4月，美、英、法、中、苏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的事情，于是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谈判中首先要联系中国留美科学家钱学森等被扣留的问题。
为了掌握主动权，周恩来指示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发表谈话，要求美国政府归还扣留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并且暗示中国愿意就扣押美方人员问题与美国直接谈判。在这样的局面下，美国政府只得同意与中国代表进行直接谈判。经过周恩来的批准，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经美国代表团成员杜威廉介绍，为了表示诚意，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1954年6月15日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大度地作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然而，中方的正当要求被美方无理拒绝。中国作出的高姿态，最终是为了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人却耍赖了。尽管中美双方接触了十余次，但美国代表约翰逊仍然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求回国的真实理由为由，不肯答应释放钱学森回国。
王炳南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1954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就率先发言。他对约翰逊说：“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1954年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8月4日即可到达香港。在事实面前，约翰逊哑口无言。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接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1955年10月，经过周恩来总理在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甚至不惜提前释放11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战俘作为交换，钱学森同志终于冲破种种阻力回到了祖国，自1958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对于钱学森的离去，他的导师、科学家冯·卡门感慨地说道：“美国把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最出色的火箭专家钱学森，拱手送给了红色中国!”离别时，这位导师充满深情地对钱学森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回你的祖国效力去吧，科学是不分国界的。”
由于钱学森等一批优秀科学家回国效力，中国的导弹、原子弹发射时间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周总理在上世纪50年代曾意味深长地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周恩来适时启动中美谈判并巧妙地利用外交手段为钱学森回国扫清了障碍，使得钱学森以及后来的一大批留学在外的科学家得以踏上回归的旅途，实现了为国效力的心愿。
钱学森 - 两弹一星
两弹一星是对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简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几十年科技实力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两弹一星也时常被用来泛指中国近代在科技、军事等领域独立自主、团结协作、创业发展的成果。两弹一星年代中国在导弹、人造卫星、遥感与制控等方面的成就，也为以后中国航天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关于两弹一星不同的解释：
核弹、导弹、人造卫星
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
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
事实上，两弹一星最初指的是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后来随着氢弹、中子弹等的相继诞生，前一“弹”逐渐演变为核武器的合称即核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五六十年代面对外国强权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1956年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的主持下，制订了《1956至195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而毛泽东则在1958年先后表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 即便当时中国开发上述技术的环境还十分落后和艰苦，但不少科学家从此开始投入这些开发计划。
1962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正式组建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后称中央专门委员会，即中央专委)，成为中共中央领导国防尖端事业的最高决策机构。
江泽民在表彰“两弹一星”科技专家大会上的讲话提到：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邓小平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为了替未来的科教兴国政策铺路，确定未来政策主轴，中国于1999年成立50周年时，由中共中央、 国务院及中央军委制作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或追授给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等23位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上述获奖的23位中国科学家均被称为两弹一星元勋。
钱学森 - 荣誉
1957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7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989年获“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奖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
1991年10月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1995年1月获“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6年10月获“中国航天事业50年最高荣誉奖” 。
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钱学森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2009年钱学森荣获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终身成就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