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终于拿到诺贝尔文学奖了，获奖者莫言，实至名归。
现在回想起来，八十年代实在是个文学狂欢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有许多作品令我难忘：刘恒的《伏羲伏羲》、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格非的〈褐色鸟群〉、苏童的〈妻妾成群〉、孙甘露的〈信使之函〉等等，在这许多佳作中，莫言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一直令我心仪。最初是听李陀说起，我至今记得那一段奇异的描述：光滑的铁砧子。泛着青幽幽蓝幽幽的光。泛着青蓝幽幽光的铁砧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个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须象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这样的描述能够击中人的魂灵，在当时的语境中，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息。在当时的评论中，都提到了小说的神秘色彩。提到了小说的审美价值就在于关注黑孩这种被现实生活无视的失落。而这种内心世界的失落是不能用言语来直接表达的，它是人生命中最黑暗的一种感受，尤其是一个言语失落的小孩子。
其实我觉得，这实际上是莫言的一个情结，一个男版的海的女儿的故事。一个失去表达的男孩对一个年长美丽、富于母性之美的女人的不可实现的又令人心碎的暗恋。而这种情结几乎贯穿了莫言在檀香刑之前的所有作品，在莫言的许多作品中都有着这样一个永恒的绝对女人，但莫言对女性始终是充满爱与尊重的，这点与某些男作家把女性作为性的对象完全不同，莫言对性的描写有着一种荡魂摄魄的力量。这类评价莫言的文章很多了，但是我读莫言，最震撼我的，是他的文字的色彩，一如前面写过的，阳光下的透明的红萝卜的色彩。
很早就悟到，文字是有色彩的。如果说沈从文、汪曾琪等人是清淡的写意山水，那么莫言绝对是浓墨重彩的油画，是玛蒂斯，是蒙克，甚至是凡高，是达利。
哥德在《色彩论》，中说，他久久地注视着一位红衣女郎，但是当女郎起身离去时，她身后的白色墙壁上却留下了一片美丽的海水绿色。哥德把这种现象叫做“补色”。马蒂斯把补色原理运用到了极致，变成了“野兽派”那种大红大绿的不协调的色彩，汉金莲的红花与绿叶，椅子的黑色与地板的褐色，墙壁的紫绿相间的色彩，本来都是那么的剌眼，那么的高度不协调，可是在马蒂斯的画中，都用一种奇异的方式把它们组合起来了。
莫言也是这样，他的红高梁系列，他的高密东北乡汇聚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作者的想象力在驰骋翱翔：荒涎不经的传说、具体的村镇生活、神话般的风云变幻，那片广阔的土地上神灵附体的男人和女人，他的世界总是那般浓丽得近于恐怖。他的文字色彩大概连马蒂斯也自叹弗如。我甚至想，张艺谋之所以改编〈红高梁〉，大概首先是被莫言文字中的色彩所吸引。
而他的另一种描写：酷刑、阴暗与血淋淋的场面又令人想起达利的画：达利常常被内心恐惧和性的焦虑困扰着，画出那一幅幅怪诞的梦境：连续不断地变形的咆哮的狮头（《愿望的调节》），像面饼一样搭在树枝上的柔软的钟表（《记忆的持续性》），招来苍蝇的腐烂了的驴子和残缺不全的尸首（《血比蜜更甜》），紧咬住嘴唇的蝗虫和拿着放大的性器官的手（《早春》、《忧郁的游戏》）。这一切似乎都是足以引起妄想的持续不断的疯狂，面对茫然的观众达利恶意地微笑：“什么能比看见面包沾上墨水污点更卑劣和美呢”——这是达利的奥秘。似乎也是莫言的奥密。
《生死疲劳》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那是一幅具有佛教色彩的敦煌壁画，它对一块神秘颓败、冤魂缠绕的土地有着史诗性的总结，有一种宗教式的巨大悲悯深藏其中，让我们想起敦煌壁画中那些古老的卷草和联壁纹，还有关于舍身饲虎、割肉贸鸽的佛国传说。
而《蛙》的题材则有着高度的敏感性。计划生育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但必然与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生育权发生剧烈的冲突，莫言把两难困境写得千回百转，如同一幅工笔市井图画。《蛙》荣获去年茅奖。
康定斯基曾经说过：“试图在现代艺术中找到现实的常态形象，找到对物质世界的誊写是不可能的。”在当下的中国，似乎更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对比那些所谓的现实主义作品，莫言的神秘魔幻，残酷血腥，乃至由此而产生的“卑劣与美”，倒是真实的。
在八十年代出道的作家里，我与莫言相识算是相当晚的。记得九六年的某次会上，吃饭时他坐我旁边，我向他转达了他的翻译葛浩文要我转达的话（我当时刚从美国回来），他竟然毫无表情，等饭吃完了，他才微笑着说了一声：“徐小斌，谢谢你。”他的这种话语方式让我颇为吃惊，也曾问过与他相熟的朋友，笑答曰：“莫言，就是讷于言的。”然而时隔十五年之后——去年我和他一起去澳大利亚，他主持会议，将东西方文化交融一处，引经据典妙趣横生，不断引起与会者会心的笑声与掌声，他极佳的口才再次惊到我了，原来，这十五年，莫言不但在小说上收获颇丰，在表达方式上竟然也如同《国王的演讲》一般有了质的飞跃。
三十年前《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失语的男孩，学会了向世界完美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