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魔幻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会让人们错误地将莫言和拉美文学联系在一起。当然，我不否认莫言的写作确实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但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主要是从中国古老的叙事艺术当中来的，比如中国的神话、民间传说，例如蒲松龄的作品。
他将中国古老的叙事艺术与现代的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讨论马尔克斯、君特·格拉斯——例如《铁皮鼓》的影响，但我个人认为马尔克斯和格拉斯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他们真正的重要性在于让中国式的故事讲述方式变得合法了，他们让中国作家知道可以利用自己的传统艺术写作。“所以我想，将虚幻的与现实的结合起来是莫言自己的创造，因为将中国的传统叙事艺术与现代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是他自己的创造。
莫言小说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较多,作品中充满神秘、诡异、朦胧、空灵的氛围。当然不同的人对小说的解读和理解是不一样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汉姆雷特。所以我们解读莫言的作品是也存在着一定的争议的。魔幻现实主义是人们从莫言的小说的整体的语言氛围和环境的塑造特点来进行分析。
2、黑色幽默
莫言的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在美国出版后，引起美国文坛不小回响。美国评论家认为莫言的作品充满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莫言的大多数作品，令人回想起了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的一句话——“现实即是讽刺”。
法国文学评论家认为：“莫言的作品巧妙避开了时下的各种问题，通过一个个匪夷所思的黑色幽默故事，让人们去反思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通过讽刺手法的运用，莫言让读者从书中阅读出社会的阴暗面。”
对于自己作品中的幽默成分，莫言曾说：“人在非常痛苦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幽默感，这种幽默是老百姓使自己活下去的一种方式，是解脱自己、减轻压力和安慰自己的一种方式。”黑色的幽默在莫言的很多的小说中都有着反应，他不仅是在艰苦的环境下农民们生活下去的勇气，也是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的人们所作出的一种无奈的借口和对生活窘境的另外一种的接受态度。在黑色幽默的表现中任务的描写和环境的变化的塑造是莫言非常成功的一个方面。通过各种的艰苦、贫穷、没落的环境和历史背景的书写将人物放置在那样的环境中更好的进行写作。这样才能更加灵活、更加自如的凸显出小说中的黑色情节。
3、卡夫卡式荒诞
莫言的中篇小说《幽默与趣味》经常被拿来与《变形记》作比较。他的《小说九段》也被认为是卡夫卡式的荒诞寓言。西班牙凯拉斯出版社创始人安赫尔·费尔南德斯说：“莫言的文学作品令我们想起两位熟悉的作家，我们仿佛是在同时阅读卡夫卡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
弗吉尼亚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查尔斯·劳克林说：“他的大部分小说有一种神话般荒诞的特质。”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晓明认为：“莫言《生死疲劳》是一个变形记的故事，卡夫卡的形而上的变形记，在这里被改变为一种历史的变形记，一个阶级的变形记，人在历史中的变形记。在这个意义，莫言把卡夫卡中国本土化了，并超越了卡夫卡。”《幽默与趣味》和《生死疲劳》
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变形、人物的变形、各种各样的事物的变形，每一样的变形都充满着荒诞和趣味。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卡夫卡式的小说中的寓言变形的情况。也许莫言的作品多少受到了卡夫卡的小说的影响和感染。
4、其他思想
莫言在自己的小说里大量运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包括内心独白、多视角叙事、慢镜头描写、意象比喻、自由联想等等，代表作品如《红高粱》《枯河》《球状闪电》《爆炸》《欢乐》《红蝗》等。
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说：“《红高粱》通过戴凤莲和余占鳌的故事，以时空错乱的顺序，借用意识流的表现方法，[19]叙述了昔日发生在山东某乡村的一曲生命的颂歌。”
1987年莫言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的中篇小说《欢乐》曾引起文坛较大争议，由于小说中赤裸裸的描写和“那些超时空的变换，那些人称的跳跃，那些几乎是不加节制的意识流”，令到当时很多保守派文人无法接受，《欢乐》也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对象。当时《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刘心武遭到停职检查。1996年余华重提这篇小说，特意撰文支持莫言，他在《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一文中说，莫言对事物赤裸裸的描写激怒了那些批判者，而他却因为这篇小说中的母亲形象而流下了眼泪。
他对周围的文学氛围和创作走向极为敏感。在最初的一批习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很会模仿当时一些流行小说的叙述腔调和故事结构。像《春夜雨霏霏》等作品，的确很接近当时的流行小说，模拟得很有生气。在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之后，莫言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写作才干了，这时他与众不同的那一面就开始呈现出来。如他创作《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时，正是“寻根文学”蓬蓬勃勃发展之际。莫言感觉到这些小说的探索意识，精神上与之相呼应，但价值观念、美学风格上却无法走近。莫言眼中的农村、农民，并不像“寻根文学”中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愚昧、落后的世界，在莫言看来，乡野大地元气淋漓，它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逻辑。那些高粱地里的草莽英雄，并不只是打打杀杀的鲁莽汉，而是情感复杂、有血有肉、有思想有个性的民间英雄。莫言的这种感受、体会，在《红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鳌身上淋漓尽致地得到表现。这一土匪形象的出现，改变了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形象谱系，在农民形象身上，多了一层英雄色彩和民间智慧。莫言与“寻根文学”作家不同，他是较早意识到走进民族文化传统的当代作家。当很多作家在模仿西方的现代派以及实验文学时，莫言说这些西方文学是灼热的炉火，过分接近会将作家自己的个性融化掉。所以，他从福克纳、川端康成、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作品中获取灵感，接下来就是大踏步地后退，退回到传统之中，从《檀香刑》开始，进入到“说书人”的传统世界。
我们从文学艺术出发，从作家心灵世界的独特性和其运用语言艺术的独特性出发，从文学作品的独特性出发，运用实际对照的方法感受和分析之后，就不难确认莫言获奖是理所当然，“通过幻想与现实、历史视角与社会视角的混合，莫言结合威廉.福克纳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中的因素，创造了一种世界性怀旧，与此同时，也找到了旧式中国文学与语言传统的新出发点。”瑞典文学院评委会称，他的作品在“幻觉现实主义中融合民俗传奇、历史与当代性”。这样的评价，的确高度概括了莫言获奖的理由，是令人信服的。
笔者认为，文学是指作家用独特的语言艺术表现其独特的心灵世界的语言艺术作品，离开了这样两个极具个性特点的独特性就没有真正的文学作品。因此，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就是一个民族心灵世界的英雄。这样的英雄越多，这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就越丰富多彩，对世界文学的影响也就越大。
莫言在《生死疲劳》的题词中写道：“生死疲劳，从贪欲起。”而本书所体现的贪欲着重体现在爱财、色、欲上，具体说来，也就是爱土地、爱人、爱钱财、爱信念等。蓝脸、洪泰岳、西门金龙三人是“过于执”型的人物，他们的痛苦来源于“执著”。执著是坚贞，但何尝不是痴?痴是“三毒”、“三火”之一，同样是痛苦之根。蓝脸对个人单干的倔强、洪泰岳对集体经济的执拗、西门金龙对个人成就的渴望，均造成了他们的不幸。
在佛教中，六道轮回是为了破“执”，也可以说，《生死疲劳》是一部关于“执著”的颂歌和悲歌，人之所以苦就是因为“放不下”，但是，最终安放我们的只有这片土地，只有尘归尘、土归土，才能一了百了，涅槃寂灭，超脱痛苦。
莫言也许受民间文化的影响，把佛教之“空”常常理解为虚无，在《生死疲劳》中，表达了浓浓的幻灭感。《生死疲劳》描写了大量的死亡故事，这里既有人的死亡，也有动物的死亡，而这些死亡全是非正常的死亡，不是寿终正寝，而是突发事件造成的死，如西门闹、西门白氏、蓝脸、迎春、吴秋香、西门金龙、蓝脸、黄合作、庞抗美、庞春苗、庞凤凰、西门欢、黄开放、洪泰岳等;驴被饥民杀死、牛被金龙打死、狗自杀、猴被开放枪杀——真是一切无常，生命无常，生命最后化为乌有。不管身前多么荣华光耀，死神总会不期而至，死后便化为一杯黄土。在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人世必然会多次遇到生离死别，但是，作家突出地醒目地描写死亡，尤其是非正常的死亡，“死亡”便凸显出来，具有形而上的本体意义：生命是死，生命是空;生命本身就无存在的意义，一切也就化为虚无，幻灭感油然而生。
5、结论
莫言的小说、散文、作品集等都真实的反应了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人们的所思所想，小说中体现出的各种的文学思想值得我们的学习。深刻的文化内涵、丰富的文学品质、各种各样的精神思想让我们的中国文学、世界文学更加的富有活力。不断的创新、不断的超越是的我们的文学的从形式、品质等都有着很好的表现。发挥了文学独有的魅力和吸引力。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