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眼里，一个生命的尊严远远高于一橱最珍贵的书籍。书毕竟只是书。我要完整的司马迁，宁可没有《史记》
但是，司马迁有他忍辱求生的理由，他不仅是要完成《史记》以实现父亲著述历史的理想，更重要的是他在著书立说的同时也是在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他顽强不屈的自由意识和奋发图强的创造精神都是支撑余生的坚定理由，司马迁著述《史记》不仅仅是将他个人的文采流传于后世，继承父亲家族的事业，他更看重的是一种深切的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他要用自己的力量著述历史，让后人以史为鉴。他心中的这种传承历史的理性精神让司马迁的人生愈发完整和伟大起来。著名评论家黄子平曾这样说道：
然而在这里依然很难得出答案，难道司马迁生命的尊严不正高扬在他得,《史记》里么？难道作家不正以自毁的方式肯定了生命意志的自由么？难道没有《史记》的司马迁还会是完整的么
司马迁在屈辱和痛苦的困境中展现出来的理性精神，在面对生死关头时的艰难抉择，他选择完成《史记》以流传后世，从中体现出生命选择的自由意识。他自己十分清楚下狱、宫刑可能带给他的耻辱，但《史记》草创未就，绝不能轻易赴死。
既然选择艰难而生，就要经受住巨大痛苦的折磨，因为这样的向死而生同样是为了完成不朽的伟业，同样是为了实现人生最大的价值。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撑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挣扎中顽强地活了下来。他的屈辱负垢、坚忍不拔，也正是以这种价值观为出发点的生死观的表现。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塑造的极具复仇精神的伍子胥形象同样也是忍辱求生最鲜明的例子。以他的人生经历为例，楚平王因为听信了费无忌的谗言下令诛杀伍子胥一家，囚禁了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之后，并以此来要挟伍子胥和他的兄弟伍尚，如果不奉命前来，就将父亲处死。在司马迁眼里，伍子胥无疑是一位有大智慧的大英雄。而他更是用欣赏的语气高度赞扬了这种生死抉择，事实上，司马迁同样也是在借伍子胥的故事来一吐胸中压抑已久的不快，他将自己受极刑又不得不忍辱求生的苦闷心情在别人的故事中吐露得酣畅淋漓。这是一种不自觉的情感投射，更是司马迁自我价值观的直观体现。
忍辱求生者首先要知耻、知辱。“知耻近乎勇”、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这也是司马迁完整的理想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司马迁认为，忍辱求生者必须要清楚自己所遭受的屈辱程度的大小，不要因一时之气，为小耻小辱而舍弃生命。《张耳陈余列传》中记载到，陈余因被小吏侮辱，便要和小吏拼命。张耳训斥他说“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这里他指出，这样的小耻小辱是不值得用性命来作赌注的。而在《淮阴侯列传》中赞扬了韩信甘受胯下之辱，《留侯世家》中的张良同样也能忍辱为老人进履，才得到了《太公兵法》。同样是受到屈辱，要理智的辨清所受的屈辱值不值得，不能为小辱舍弃生命，更不能毫无价值的苟且偷生。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于生死的选择都是痛苦而又艰难的。选择死，固然可以成就孝名。人活一世，有许多东西值得留恋，有太多的义务和责任需要承担，选择了生虽然可以保全性命，但忍受屈辱又是十分艰难的过程。首先，忍辱求生在开始就要背负着不忠不孝的罪名，为刚直正义的人所不齿。其次，忍辱求生不是苟且偷生，而是立志发奋，通过复仇来为亲人雪恨，通过建功立业来洗刷自己的耻辱。在这个过程当中，求生者往往历经常人所不能想象的折磨与痛苦，可谓生不如死。
忍辱求生者都要在生不如死的艰难困厄的境遇里奋发崛起，或著书立说，或报仇雪恨，或建功立业，以上皆实现了人生的不朽。在面对生死抉择的艰难困境中，他们都选择了忍辱求生，从中可见，这是一种对于生命选择的理性的反思精神，更是一种人生的自由意识，而不是一味地盲从“死节”道德约束，是对不幸命运的抗争，是对生命真谛顽强的追求的坚强意志。
（二）择死：舍生取义，死得其所
司马迁关于死亡之思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倘若选择死，就要“重于泰山”的死，在自我牺牲中实现人生最伟大的价值。司马迁赞成的并不是毫无原则的偷生苟活，他十分赞赏推崇的是重义轻生的牺牲精神。
如果选择了死亡，就要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使自己燃烧的更为炽烈，以求得最大的死亡价值。生理的生命消失了，但精神生命却将永垂不朽，这种价值是在走向死亡的短暂瞬间展现出来的，因此也是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最后的展示。《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荆轲在他前半生几乎鲜有耳闻，而他的人生价值主要就表现在他视死如归的走向死亡的短暂过程中。“易水送别”、“秦廷喋血”不仅赞扬了荆轲为知己者死的英勇大义，而且可以看到他在反秦斗争中宁死不屈的崇高思想境界。是死亡的崇高价值成就了荆轲，使他名垂青史，“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陶渊明《咏荆轲》）在生死抉择的关头上，秦舞阳怯懦却也终不免一死，两人的对比更显出荆轲的宁死不屈的高尚人格。
践行着舍生取义的生死观念的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就是为我们所熟知的屈原。对于屈原，司马迁先写他的才能之高。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但也因此深受上官大夫的嫉妒。上官大夫进谗言使怀王疏远屈原。屈原被贬之后，而后又极力表现他忠君爱国的一腔热血和满怀赤诚，“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但屈原最终也没能使怀王觉悟，反因此得罪了令尹子兰，惨遭放逐。屈原被放逐之后，司马迁着重写了他的牺牲。上不能为国尽忠效力，下不能躬耕垄亩，归隐田园，“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难得的孤独，唯有坚强者方能如此，唯有高尚者方能如此。所以屈原才表示：“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蠼乎！”于是，屈原怀抱沙石，沉江而死，实现了自己“伏清白以死直”（《离骚》）的诺言，其正直刚烈堪称千古之冠。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对于屈原的以死直谏，视社稷人民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精神的由衷敬佩。他用牺牲来践行了对于君主的忠贞和国家的担忧，忧国忧民的屈原不仅是司马迁眼里的英雄，更是名垂青史的慷慨悲歌的壮士。
总之，在面临生死抉择的困境时，倘若选择死，那么更应理性的思虑要如何赴死。不惧怕死而视死如归，诚然可贵，但更珍贵的是，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能够承受各种痛楚，最终实现自身的最大价值。
司马迁的生死观或者主张慷慨赴死，或者主张忍辱求生，两种选择都是以人生核心的价值观为转移的，而这里的价值观同样又是以社会贡献的大小作为标准，即追求人生的不朽，因此司马迁的生死观就被赋予了深刻的社会内涵，从而展现出极其复杂的形式。
千古艰难唯一死，要么选择隐忍苟活，忍辱以成功名；要么选择壮烈慷慨的有意义的英勇赴死。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成就了两种迥然风景的人生。而这也正是司马迁独特生死观的最核心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