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幸福生活，构建和谐社会
不论经济富裕程度如何，社会的失衡、心态的失衡，都将影响人们的幸福感
重视幸福感和幸福指数，反映了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而为了增强居民的幸福感，实施惠民工程，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但当各地都将幸福指数纳入“十一五”规划并以此来考核政绩时，则要防止幸福指数与GDP一样走进误区。
从GDP到GNH———社会文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长期以来，GDP成为官场图腾，被当作发展的全部内容，是评价官员政绩、提拔官员的“硬条件”。于是，数字出官、GDP注水、相互攀比成风。
而据有关统计，我国GDP数字里有相当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不具有可持续性。为此，许多城市开始考虑将绿色GDP纳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深圳等城市明确不再以GDP来考核官员政绩，要更重视资源消耗、社会公平和人的发展。
实际上，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的GDP并不是评价一国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联合国在评价一国发展时也采用人类发展指数(HDI)，包括寿命、教育、实际收入三个方面。而近年来，国际上开始尝试用幸福指数来评价一国的发展状况。据说，国民幸福总值(GNH)是由经济不发达的不丹国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为此，不丹成为第一个用GNH替代GDP来进行统计和评价的国家。
幸福指数的出现表明社会文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财富不是衡量生活状况的唯一标准，人的生存幸福感更为重要;经济发展不是乐生的唯一源泉，人的心态、社会环境等都构成人的良好生存条件。
如果幸福感成为政绩指标，其操作难度比GDP更大———要科学地看待幸福指数
与GDP有一个较为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不同，幸福指数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体系。幸福指数是将人们的幸福感用数字来显性化。幸福更多地是一种感觉，不同的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同，就可能有不同的幸福感。
最近全国许多地方政府、研究机构都在编制各自的幸福指数，结果很可能是GDP高的地方GNH不一定高，毕竟人们各自对幸福的感受是不同的。如果幸福感成为政绩指标，其操作难度比GDP更大。但可以肯定的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追求GDP，而是追求幸福生活。
根据各种幸福指数的统计，中国公众的73.1%和北京市民的68.2%有幸福感。而据西方调查，中国人的幸福感在世界高居前列。这一方面说明财富不完全代表幸福，另一方面，也说明幸福感的主观性。在中国，城乡差别之巨大，也表现在幸福感的体验的不同上，如城市人对住房、就业、工作条件较为在乎，农村则对医疗保障更加看重。就中国几大城市的有关调查来看，友谊、健康、金钱、事业、时间等都是人们幸福之源，但从压力、内心的未定感、事业的危机感来看，上海白领的幸福感最低，这也说明幸福感的主观性和感受性，同时说明心态平衡是幸福感的主要决定因素。
和谐社会意味着较高的幸福指数
许多地方在构建和谐社会时将“幸福指数”纳入“和谐指标”之中。而国家统计局也表示，正在制定国民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等统计指标。
毕竟人民的生活感受受到执政者的重视，这是社会进步的反映，也是构建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义。
有关调查显示，有钱人不幸福，没钱人更不幸福，感觉最幸福的是社会中层，即小康群体。其中，最具幸福感的是小城镇居民，其次是一部分农民，大城市居民幸福感最差。这说明人的期望值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的满足感。而对未来的憧憬也可能强化幸福感，这就是为什么有的调查显示年轻人幸福感最强的原因。而国外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发达程度的提高，公众幸福感会稳中有降，因为，经济条件的改善、视野的开阔，将导致人们的需求更加提高，更加多元，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更为苛刻。不论经济富裕程度如何，社会的失衡、心态的失衡，都将影响人们的幸福感。
同样的生活条件时过境迁往往并不能再满足人们的要求。但可以肯定的是，幸福感较高的社会是一个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意味着大多数人都感到幸福。其次，幸福感是写在人们脸上的，而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或数字统计里。
反映改革目标实现程度的“指示器”、了解民众情绪波动和变化的“晴雨表”、检测社会良性运转的“预警器”
在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幸福指数已经开始进入各级决策者的视野，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政策目标。
幸福指数成为现实的政策目标，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重新审视以往社会发展指标的必然结果
作为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幸福指数能够成为一种现实的政策目标，有其客观必然性。首先，它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社会财富的积累已经使大多数民众摆脱了基本生存需求的制约，民众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成为可能。从追求生活水平提高到全面提升生活质量，开始成为多数民众的一种客观需求，也开始成为社会宏观决策现实的目标。其次，它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人的发展目标的统一，从一味地追逐单向度的经济发展指标(特别是GDP指标)，到开始关注包括幸福指数在内的人文社会环境指标，强调社会个体的内在体验和感受对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重要意义，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重新审视以往社会发展指标的必然结果，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最后，它与社会决策者的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我们党在任何时候都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决定了党在政策选择上必然把为民众谋幸福、为民众提供尽可能优越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作为所遵循的价值标准。
幸福指数可以一定程度弥补GDP指标的不足，用以衡量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
将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策目标，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指标。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最为根本的标准是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民众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够为民众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了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从这个标准来看，以往片面强调GDP这类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对于全面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状况是很不充分的，在实践中可能会导致社会政策选择上的舍本求末。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是一种高度人性化的指标，可以一定程度弥补GDP指标的不足，用以衡量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因此，提出幸福指数这一指标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运用这一指标衡量社会进步发展时，要切实避免出现矫枉过正的偏向。作为一种约束性指标，幸福指数不可能取代GDP指标，而只能是互为补充。特别是由于“幸福陷阱”的存在，人们的幸福感是相对的，我们不可能期待幸福指数与GDP同步增长。
作为检测社会良性运转的指标，幸福指数更多地发挥一种诊断功能
其幸福指数是监测一个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指标。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一定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这一点在20世纪中期就已经引起了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关注。作为检测社会良性运转的指标，幸福指数更多地发挥一种诊断功能。如果一个社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出现持续的下滑，就要对这个社会发展的整体走向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反思。在反思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利用幸福指数对社会良性运转进行监测时，我们特别应当注意两种可能出现的不良发展模式：一是在物质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出现整体性的价值迷失和精神空虚。二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因发展中的种种不平衡而导致民众对执政力量的离心离德，社会矛盾激化，从而引发社会动荡，使发展受阻。
幸福指数是社会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幸福指数是社会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在我国，政策制定者所追求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是我们制定和调整各项政策的根本依据。特别是在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变革与转型的效果最终体现在民众的主观选择和判断上，而民众幸福指数的走势是这类主观判断和选择的重要预测变量。国家有关宏观决策研究机构和统计调研部门，应当对不同时期主要社会群体的幸福指数予以充分的重视，通过追踪研究、把握不同社会群体幸福指数的走势和变化规律，真正将其作为改革目标实现程度的重要“指示器”、了解民众情绪波动和变化的“晴雨表”、检测社会良性运转的“预警器”。不仅如此，还应当深入研究影响不同社会群体幸福指数变动的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提高不同社会群体从而提高全社会主观生活质量的对策与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