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色彩与人类的生活密不可分，它如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是美的构成部分。
《诗经》中色彩众多，如描述红色的词有“赤”、“赪”、“赫”、“赭”、“炜”、“璊”、“朱”、“丹”等，这些色彩因为程度深浅而被区分开来，也有因附着物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名称，同是白色，“素”、“缟”多用于指丝帛服饰，“皦”、“皎”用于描述日月之光，“瑳”、“皙”多指容貌。色彩分类如此详尽，丰富了古代色彩词汇，也体现了《诗经》时代的人们对色彩关注的认真态度。
一、《诗经》色彩话语揭示出对美的认同和自觉追求
作为农业文明古国，自然地理环境为先民们提供了物质生活资料和审美观照对象，当他们向周围伸出触角，去感知，去体验自然环境的同时，不同的自然环境又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给予主体心灵新的刺激，从而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可以说，对美的自为自在的追求，自古至今，从不间断。
(1)用色彩渲染人物的容貌仪止
自然界的生命才是美的。自然美是客观存在的，它需要一双美的眼睛去发现它，《诗经》时代的人们，开始意识到了这种美，并运用想象、联想等思维特征，使客体与主体相融合，对美的认识做了很好的把握。《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灼灼”：花鲜艳盛开的样子，“华”同“花”。这是一首新婚祝贺诗，诗人看到春天柔嫩繁盛的桃枝和鲜艳怒放的桃花，联想到新娘的年青貌美。这种美是炽热的，奔放的，诗人以鲜红夺目的色彩形式的描摹，给人醒目的感觉，印象深刻，姚际恒《诗经通论》中说：“桃花色最艳，故以取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后世作品中出现的“人面桃花相映红”，人花互相映衬，人更添一份别样的姿色。宗白华说：“在美学思想发展的最初阶段，中国重形象，西方重理性。”但《诗经》对物象的选择，不是简单的堆彻和罗列，也不是对这些物象的名称和性能作简单介绍，而是在筛选过程中，运用想象，象征，比喻等思维方式对物象特征进行的一次对照和黏合，是诗人为了情感表达，寄托情思有意识进行的选择。
(2)植物染料凸显审美情趣
孙作云先生统计，《诗经》中的植物染料有三种：一，菉草，通做“绿”，可以染绿;二，蓝草，即靛草，可以染青(蓝青色);三，茹藘，即茜草，可以染红。《小雅.采绿》：“终朝采蓝，不盈一襜。”《郑笺》：“蓝，染草也。”《毛诗正义》：“以蓝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于蓝。”“终朝采绿，不盈一匊。”绿，即菉也。程俊英《诗经译注》：“绿，草名，即荩草，可以染黄。”《说文》云：“‘戾’，草也，可以染留黄。”“菉”一音“戾”，“留黄”即“绿”。朱熹《诗集传》：“绿，王刍也。”明方以智《通雅》云：“古者供草入染人(官名)，故谓之‘王刍’。”《郑风.东门之墠》：“东门之墠，茹藘在阪。”《毛传》：“茹藘，茅蒐也。”马瑞辰《诗经传笺通释》：“茹藘，染草也。”《说文》：“茅蒐，茹藘。人血所生，可以染绛。”程俊英《诗经通释》：“茹藘，茜草。其根可作红色染料。”《郑风.出其东门》：“缟衣茹藘，聊可与娱。”《毛传》：“茹藘之染女服也。”《郑笺》：“茅蒐染巾也。”白色的衣服，配上鲜红的头巾，光彩夺目，十分好看。植物染料改变了单一的服饰色彩，由一种或几种颜色调和成更为复杂的颜色，获得了视觉美感，提高了审美情趣。
二、《诗经》色彩话语体现了生存环境的优美适宜
《诗经》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物质上，包括人自身及人所需要的一切，都是自然赐予的，人依存于自然。精神上，甚至人的一切艺术活动，也都依赖于自然。《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瞻彼淇奥，绿竹如箕。”陆机《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淇，水名。”“奥”：澳或隩的借字，水岸深曲处。“猗猗”，美盛的样子。河岸曲折之处淇水流过，青青绿竹迎风婀娜，营造出静谧幽清的境界，诗句不加点缀，而以自然描摹，从远及近，有动有静，一副惬意之景映入眼帘。
三、《诗经》色彩话语折射下的礼仪、典章制度
(1)白茅作为祭品的衬垫物
茅，又称白茅、茅草、茅菅等。茅草有韧性，可苫屋、搓绳。茅针、茅叶和白色地下根茎可供药用。初生的茅根，洁净白嫩，祭祀便取其洁白柔顺之意。茅在古代祭祀中主要用作祭品的衬垫物，以凸显其圣洁庄重的氛围。《召南.野有死麕》：“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古时，狩猎是男子事，采集是女子事，这首诗描绘的是“吉士”把猎物赠给心上人的情形。而麕为何以白茅包之?李湘在《诗经名物意象探析》中说：“凡在各种重要的盛典、祭祀、进贡等场合，或即使个人方面的一些活动中，必以白茅为铺垫为包束，才足以表示最大的尊敬、最高的虔诚和获得吉祥平安的信念。”因此，白茅成了“隆重、信诚、尊敬的重要表征和平安吉祥的象征”了。
(2)从服饰色彩看周朝礼制
人的衣生活是社会制度的附属品，服饰文化体现着社会制度。《诗经》所蕴含的服饰文化丰富多彩，不同等级的周人所用服饰各不相同，同一等级之人不同场合所用服饰也千差万别。阎步克说：“中国的服饰文化不仅高度细密，还是高度‘数字化’的。它充分运用数列手段，对服饰要素——如尺寸、质料、色泽、图样、饰物等——做等级安排。”
《召南·羔羊》：“羔羊之皮，素丝五坨。”朱熹《诗集传》：“皮，所以为裘，大夫燕居之服。”这是一位身穿羔羊皮袍，并以白丝饰之的大夫形象。《郑风.羔裘》：“羔裘豹饰，孔武有力。”《管子·揆度》：“卿大夫豹饰。”《诗集传》：“礼，君用纯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为饰也。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饰之裘者如之。”《秦风2终南》：“君子至止，锦衣狐裘。”五彩斑斓的锦服配以狐裘，诸侯像也。“君子至止，黻衣绣裳。”《周礼·考工记·画缋之事》谈到：“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贵族公子服裘，皮，丝等，并且色彩明艳、端庄华丽，而贫贱之人黼葛，褐，枲麻等粗布衣服，色彩灰暗。《豳风·七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劳动者连抵御寒冬的粗布衣服都没有，还要“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阶级对比鲜明，令人哀伤。
《周礼》详细记载了掌管服饰制作的官职，有司裘，掌皮，典妇功，典丝，典枲，内司服，缝人，染人等，分工明确，制作精细。天子，诸侯，大夫，士，平民等服饰等级制度森严，如若错穿，即有僭越违理之嫌。《唐风·扬之水》：“扬之水，白石凿凿。素衣朱襮，从子于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陈奂《诗毛氏传疏》：“素衣，谓中衣也。……礼唯诸侯中衣则然，大夫用之则为僭。”襮也是诸侯的服饰，潘父是大夫，他却穿起诸侯的衣服，可见潘父已经僭越礼制，企图作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