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840年6月28日意味着一场足以改变中国未来历史走向战争的开始，那么相比之下，此前一年，也就是1839年或之前的中英交锋就显得十分的不同，甚至于有些与我们所知的本末倒置。可以说，1839年，是潜在改变大英帝国的一年，更是改变清政府和大清国道路的一年。
英国的军队可以在东南国土出入如无人之境，英军的舰队可以再中国的外海来去自如，但这只是1840年以后的事了，之前的情况与此大不相同。英国政府相关的档案表明，它的对华政策在1839年之前，一直在小心的执行着争取和以和平手段与清政府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任务，而为此，英国政府与清政府在交流之中，居然出乎意料的忍受了清政府充斥着大量不着边际、自高自大、天朝思维的文件与对话。最好的证明，就在于1834年的律劳卑事件中，内皮尔勋爵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顶住了清朝的封锁港口达十七天，但最后却由于英国政府的不支持才黯然撤回了澳门，最终病死他乡。时任外交大臣巴麦尊当时就收到了继任者的一封信，其中表示：“将会保持沉默。”。尽管这个继任者几个月之后便辞职，但是后来担任驻华商务总监的官员延续了这一“沉默”的政策，并且尽量的在1835到1836年少去与清政府接触清政府。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的想法就是维持好中英贸易，哪怕要接受许多的贸易限制和高高的关税。
这一事件直接就表明了当时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低调性质与消极态度。相关学者在描写此后驻华商务总监们的活动时如此写道：“在目睹了英国政府对他的外交官所遭受的一系列屈辱的听之任之之后，接下来的驻华商务总监都不愿意再去招惹自尊自大的清政府，他们在任期间几乎是无所事事，整天呆在伶仃洋的小船上，穷极无聊的打发时间。”可以见得，此时的英国政府所想要的，还没有上升到，最起码还暂时性的没有上升到“片面最惠国待遇”或者“割让岛屿”一类。只要相安无事，把贸易情况维持好就行。
而相比前三任，第四任驻华商务总监义律的进取心似乎大了一些。与整天消磨时光的前任不同，义律所希望的，是与清政府进行更大规模的接触，直接建立一种联系，而不是通过贸易才联系起来。为此，义律不惜直接违反了外交大臣巴麦尊的训令而一再做出底下的姿态。
而对于鸦片活动，英国政府与清政府一样十分反感，并且在这方面，义律在任时比巴麦尊走的还远——他多次以驻华商务总监的名义向在华的英国国民发出通告，警告参与鸦片贩卖活动的人：“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出通知，警告所有那些在虎门以内的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装配的小船中从事上述非法鸦片贸易的女王陛下臣民：如果有任何中国人因任何英国臣民或臣民们严重造成的死亡或任何伤害前来，该英国臣民或臣民们被正式判定有罪后，将受到重大的惩罚，如同该罪行是在威斯敏斯特的女王陛下法院管辖范围内所犯的一样。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布通知，警告所有那些拥有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装配的小船在虎门以内从事该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适于捕获并没收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将决不进行干涉。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布通知，警告所有受雇于这些帆船、快艇和用其它方式装配的船只在虎门以内从事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对执行搜寻和捕获任务的中国政府官员进行武力抵抗是一种非法行为，而且他们将按照这种方式承担后果并接受惩罚，即如同上述武力抵抗是在他们本国或任何外国反对他们本国政府官员或任何其它外国政府官员一样。”如此强硬的态度，在英国方面而言，绝对是可数首位。而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英国政府对于清朝政府禁止鸦片贸易的权利丝毫不产生怀疑，甚至于还有共同清理此类贸易的倾向。英国政府对于清政府在国土上的内政处理，颇有些“不干预别国内政”的意味。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839年8月份之前，英国的主战派一直都没能够争取到足够发动战争的选票，而帮他们一个大忙的人，却是力主禁烟的林则徐。不过此时，人的确是这个人，但原因却不是由于禁止鸦片而起——在“林维喜案件”之后，中英关系紧张的关键时刻，林则徐与8月15日发布了官方命令，宣布单方面禁止了一切贸易，封锁在广州的外国企业，并且派遣部队开往澳门，而义律则命令香港、澳门两地英国驻军、商贾及相关家属登船离港。到了9月5日，义律派人与林则徐会谈，要求撤销封锁，林则徐则断然拒绝。下午，义律向其递交了最后通牒，但结果却是被置之不理。于是，英舰向封锁的清军开火。此后，一系列的冲突分别在沿海发生。反观林则徐，未能在僵持的数月中很好的调节局势，导致英国反对禁止鸦片贸易的势力大大增加，主战派逐渐占据上风。而此后，道光帝在12月份宣布断绝所有广东贸易往来，主战派也终于在国会拿到了足够的票数。
可以看到的是，1839年之前，中英之间并没有发生十分尖锐的意识冲突，而在那个看似平常的年份，一系列处理上的失误与摄取利益的诉求使得清政府与英国政府无可避免的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从而最终导致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与长达数十年的混乱。而当我们在了解某一历史时，也的确应当从另一个角度去更深入的探究他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