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咏三良》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创作的一首咏史怀古诗。全诗写三良从具体参政到殉死身亡，刺秦康公而美三良，其意在刺唐宪宗信谗言贬贤，自抒强烈的孤愤之情，作者将自己的切身参政经验融入对历史事件的观照，赋予史事以丰厚的现实内蕴和情感深度，写得有声有色，情感激昂，极具现实意味，下面就是这组诗的知识，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说明]
这首诗同《咏二疏》、《咏荆轲》是陶渊明三首著名的咏史诗，三篇体制大体相当，当为同一个时期的作品。从这首诗的内容来看，当作于宋武帝永初二年(421)之后不久，暂系于永初三年，陶渊明五十八岁……
三良，指春秋时秦国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鍼(zhēn针)虎。他们三人都是杰出的人才，是秦穆公的宠臣。穆公死，三人遵穆公遗嘱为之殉葬。《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锨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人民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个无辜牺牲者而创作的，表示了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与谴责。陶渊明的这首诗，则完全称赞三良的行为，其目的显然不在咏史，而是借咏三良之事。表彰张袆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饮毒酒先死的尽忠行为。(事见《述酒》诗说明)
弹冠乘通津，但惧时我遗(1)。
服勤尽岁月，常恐功愈微(2)。
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3)。
出则陪文舆，人必侍丹帷(4)。
箴规响已从，计议初无亏(5)。
一朝长逝后，愿言同此归(6)。
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7)!
临穴罔惟疑，投义志攸希(8)。
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9)。
良人不可赎，该然沾我衣(10)。
[注释]
(1)弹冠：弹去帽子上的灰尘，指准备出仕为官。见《咏贫士七首》其七注(2)。乘：驾驭，占据。通津：本指交通要道，这里指高官要职。《古诗十九首》之四：“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时我遗：即“时遗我”的倒装句，时不我待之意。我：指三良。
(2)服勤：犹言服侍、效劳。《礼记。檀弓上》：“服勤至死。”孔颖达疏：“服勤者，谓服持勤苦劳辱之事。”尽岁月：一年到头。功愈微：功劳甚小。愈：更加。
(3)谬：妄，自谦之词。获露：得到表现。私：亲近，宠爱。
(4)文舆：华美的车子。这里指穆公所乘之车。丹帷：红色的帷幕。这里指穆公寝居之所。
(5)箴(zhēn针)规：规谏劝戒。响已从：一发言就听从。初无亏：从不拒绝或轻视。亏：枉为。这两句是说，穆公对三良言听计从。
(6)言：语助词，无意义。同此归：一道去死。《史记。秦本纪》之《征义》引应劭曰：“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许诺。及公薨(hōng轰，周代诸侯死之称)，皆从死。“
(7)君命安可违：《史记。秦本纪)载，秦穆公死，康公立，遵照穆公的遗嘱，杀了一百七十四人殉葬，秦大夫子车氏三于亦从殉，共“一百七十七人”。“君命安可违”即指此事。安，怎能。
(8)临穴罔(往)惟疑：面对坟墓没有犹豫。罔：无。惟：语助词，无意义。疑：犹疑，犹豫。《诗经。秦风。黄鸟》：“临其穴，惴惴其栗。”投义：献身于大义。攸希：所愿。
(9)黄鸟声正悲：《诗经。秦风。黄鸟》：“交交(悲鸣声)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天者，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10)不可赎：不能挽救赎回。语本上引《诗经》。泫(xuàn眩)然：伤心流泪的样子。《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
[译文]
出仕为官居要职，只怕蹉跎好时光。
一年到头勤效力，常恐功绩不辉煌。
忠情偶尔得表现，于是得宠近君王。
出门陪同在车边，入宫服侍丹帷旁。
规劝之言即听取，建议从来不虚枉。
一旦君王长逝后，愿得一道把命亡。
君王恩厚难相忘，君命怎能敢违抗!
面临坟墓不犹豫，献身大义志所望。
草丛笼罩高坟墓，黄鸟啼鸣声悲伤。
三良性命不可救，泪水沾湿我衣裳。
赏析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名家点评
清代学者何焯《义门读书记》：“此诗(指柳诗《咏史》)以燕惠王比宪宗，……下《三良》篇亦有指斥。”
现代学者高平《柳宗元〈咏三良〉诗质疑》：“柳宗元的《咏三良》一诗的写作是失败的。”(载《古典文学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