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斗地主
本文所说“斗地主”，可不是指那种流行的扑克牌玩法，而是笔者下乡插队时，亲身经历的开大会斗争“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真实场面。现在回想起来，那情景尽管有违人性，也不失残酷，但在举国上下充斥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气氛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事情也实属无奈。而且，我们插队那个村的斗地主活动，还多多少少地表现出了农民式的智慧。
那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且对这一点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同时，“路线斗争”也没闲着，政治运动不断，诸如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水浒、割资本主义尾巴、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等等。下乡之后，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每当上级要求下边搞什么运动，斗争坏典型的时候，我们村总把那几个地主、富农拉出来开会批斗。我对此很不解，私下里问过大队书记为啥这么做。他老人家的回答让我大开眼界，他说：“你说不斗他们咱斗谁？上级整天叫咱抓走资派、右倾分子、翻案分子啥的，咱这儿哪有那么多坏人呵？上级的指示咱又不能不听，那就斗地主吧。反正他们一解放就定了成分，斗也好、不斗也好，怎么也翻不了身。再说现在不是讲阶级斗争为纲么，斗地主总不会犯错误吧？”瞧瞧，这不是农民式的智慧又是什么
在这种农民式智慧的“指引”下，这里的阶级斗争就彻底变了味儿，几乎异化为一种劳作之余逗闷取乐的方式。把人拉到台上批斗，按今天的标准看，尽管有侮辱人格之嫌，但批斗的过程却并不血腥残酷。尽管被划成了地主、富农，但那些人解放前并无太大的罪恶，大家都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谁也不好意思往死里整他们。记得毛主席逝世后开追悼会那天，上级指示各村要把地富反坏右分子集中起来看管，严防他们趁机破坏。我作为武装民兵，负责看管他们。在集中地，我自感重任在身，庄重严肃地端着枪对着他们，丝毫不敢马虎。民兵连长见我这副样子，却很不高兴，对我说：“你拿枪指着人干啥！还真以为他们会破坏么？把枪背起来做做样子就行了！”
斗地主的程序一般是这样的：先传达“最高指示”或上级精神，然后由村干部们喝令地主们交代“罪恶”，基本形式是一问一答，众乡亲在台下看热闹。其中有个地主口才很好，与村干部的问答很有点儿说相声的意思，乡亲们常常听得乐不可支。因而，每逢斗地主，交代“罪恶”的角色往往是他，别人只是陪斗而已。比方说有一次，村干部问他：“XXX，你老实交代，为啥农忙的时候你吃粗粮，给扛活的吃细粮？你安的啥坏心思？”他答：“我有罪，罪大恶极。我叫他们吃好的，是为了叫他们有力气多干活，这样我不就能剥削他们更多了吗。”比方说又有一次，村干部问他：“你老实交代，你们兄弟几个分家的时候都差不多，怎么就你成了地主？你都用了哪些罪恶手段才当上地主的？”他答：“我有罪，我憨我傻，我不该小小气气不大方。对别人小气也就罢了，对自个儿也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和自个儿过不去。不过这话你要是早上个一二十年和我说就好了，我也吃光、喝光，赚个贫农当当，省得如今挨批斗。唉，说一千、道一万，我是不怨天、不怨地，就怨自个儿觉悟低，没主意呵！”有时，问来问去，还会扯出些稍稍“涉黄”的话题，台下的人们听得就更是不亦乐乎。
斗地主的乐子，因为一次意外事故而中止。一次，公社工作组参加了村里的批斗大会，带队的是个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干部。大家如以往一样，斗地主正斗到兴头上，他看不下去了。他不能容忍把如此严肃的阶级斗争搞成儿戏，一个箭步冲到那个正在饶舌的地主面前，脱下脚上的军用胶鞋，照着脸上狠狠就是一家伙，厉声斥责道：“你少给我油嘴滑舌的，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我觉得你肯定还有很多历史罪恶没交代，应该把你关起来好好改造思想，反省罪恶！村里不行的话，就押到公社去！”那个地主的脸颊，立时就青紫了一大片。台上台下被这突然的一幕，弄得目瞪口呆。
或许是因为害怕，或许是因为屈辱，那个有口才的地主当天夜里就上了吊。原本带有几分喜剧色彩的斗地主，没成想以悲剧的形式收场。不过，在极左思潮泛滥的社会环境下，出现这种结局，也有其必然的成分。为这件事，村干部们特别是支部书记，好些日子脸色阴沉，心情不爽。
由于游戏规则已被破坏，此后村里就基本不再开会斗地主了。
二、暴食的经历
我下乡插队的时候，只有十七、八岁，正是长身体之时。而那时生活艰苦，缺少油水，我们一帮知青就总有种吃不饱的感觉。偶尔遇上顿好吃的，不免就会暴饮暴食一通。至于是否符合养生之道，会不会伤胃，就没人顾得了那么许多了。吃饱方为大问题，何论其他！
不独我们知青，那时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好象都是大问题，吃好的事情就更不要想了。在农村，我们就听到过一个流传甚广的笑话：说的是一个农村青年应征入伍，来到县城集中，准备去部队。吃饭时，看到雪白的馒头兴奋难抑，狼吞虎咽地大吃一通后，又拿起一个爱不释手地抛接把玩，嘴里还翻来覆去地叨念着“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是为你来的！”没成想被带兵的干部听到了，心想这种觉悟怎么能保卫好祖国？立马就把他开回了家。这个笑话我们村民兵连长很爱说，说完之后还不忘炫耀一下自己能吃的“战绩”，当兵时到县里集合，第一顿饭吃了十五个馒头，外加三碗炖白菜！
民兵连长的饭量确实不是一般的大，以至于常常拿他的饭量来跟我们打赌。有一次，他带着我们修水渠，闲扯当中又吹开了他的饭量。我们觉得他吹得有些大，就不太服气。他急了，非要跟我们赌一把。赌的内容如下：先由我们出钱买四包饼干，监督他吃完早饭后，再把饼干吃下去。如能吃完，饼干钱我们就认了。反之，则由他来承担。
第二天一早，我们派两个人去供销社买饼干，两个人去监督他吃早饭。在我们的监督下，那顿早饭他吃了两个大窝头、喝了两碗粥，方才得到我们的认可。饼干买来之后，他坐在那里，先打开一包，不紧不慢地品着吃，吃完一包又接着吃另一包，我们看得就有些眼馋。要知道，当时几毛钱一包的饼干，于我们而言也是轻易舍不得吃的奢侈品呵！当开到第四包的时候，他仍然面不改色心不跳。我们就沉不气了，问他感觉如何。他得意地笑着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坚决吃完！”我们实在不甘心让他一人独享美味，于是一哄而上，把剩下的那包饼干给抢光了。为了这件事，他好长时间笑话我们不仗义。
我自己也有不少暴食的经历。“战果”比较“辉煌”的一次，是与另一个知青往公社送棉花时发生的。在收棉站交下棉花之后，天色已晚。我们两个又累又饿，就决定到供销社的饭店去奢侈一把。到了饭店，我们点了当地流行的食品烩火烧。饭店里卖一种俗称“杠子头火烧”的硬面烧饼，烩火烧就是把烧饼切成小块，加上蔬菜、肉丝等佐料炖了吃。在价格方面，火烧钱单算，两毛五一斤；加菜烩不管多少烧饼，外加两毛；加肉丝烩，外加五毛。服务员问我们要多少烧饼，我俩张口就说：“一人一斤！”服务员有些吃惊，问：“你们能吃得了吗？”我们满不在乎地答：“这有啥？一斤不就五个火烧吗？还不跟玩儿似的。”服务员说：“干吃还行，一烩就太多了。”我们有些不耐烦了，说：“你管那么多干啥，只管去做就行了！”服务员不再言语，问我们要菜的还是肉的。我们决定奢侈到底，要了肉的。也没啥大不了的，两个人总共才花一块钱嘛！听我们说完，服务员满腹狐疑地走了。
等到火烧烩好了端上桌，轮到我们傻眼了。脸盆那么大的盆子，一人给我们盛了一满盆！看我们大眼瞪小眼的样子，服务员憋不住想笑，或许在想：“你们不是不听劝吗，看你们如何吃得下。”我们俩一来已饥肠辘辘，二来美食诱人，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埋头大吃起来。我们吃一阵聊一阵，只要盆里还有，我们就接着吃，唯恐剩下造成浪费，有句话不是说“吃了不疼瞎了疼”嘛。吃吃歇歇，一直吃到八点多，终于吃得盆子见了底。服务员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半天没回过神儿来。此后，某某村有两个知青特能吃，一人吃掉一大盆烩火烧的事儿，就在附近一带流传开来。再往后，越传越邪乎，说是两个知青把饭店的火烧全部吃光还没饱，弄得饭店很为难，云云。
暴饮暴食不利于健康，在当今几乎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但在那时的生活条件下，遇上顿好吃的，怕是没人能把持得住。可见，一些科学道理的普及，也是受社会条件和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听大人讲，我小时候算是比较挑食的。通过下乡插队，使我改了这个毛病。参加工作后，我不管走到哪里，比如在国外、比如在西藏、比如在南方，也不管遇到什么口味的饭食，都能吃饱，从不挑剔。每当看到同行的人中，有人因为饮食不习惯而烦恼时，我就觉得自己的适应能力强真是一种福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