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初秋我十五岁，从北京下乡到黑龙江兴凯湖二十七连。来到二十七连没两个月。我就被派往完达山林区为兵团四师备战指挥部修建防空洞。那一年，据说苏修已经大兵压境，我黑龙江兵团也要“深挖洞”。
一听说我们要去原始森林，几天就回来，如同一次秋游，我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当时的北大荒已进入秋天，我仅仅穿了一身秋装，连换洗衣服都没带，就卷上一床薄被褥匆匆上路了。我们四师四十三团一行四十余名男知青，其中有我们二十七连的六名，陈凤生任班长。
陈凤生是哈尔滨老高三毕业生，比我整整大八岁。中等个头儿，方脸堂，白白的皮肤，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他并没有像我这般兴高采烈，反而面带一丝忧郁。也许是比我早下乡一年的经验告诉他：这决不是一次愉快的秋游，而是一次艰苦的历程。
我们大队人马出发了，乘着四十三团的“柴拖拉”---敞篷大卡车，一路欢歌笑语的向密山县城驶去。此时的兴凯湖已是一派秋色，在萧瑟的秋风下，沿湖公路两边的橡树林，树叶呈现出红、绿、黄、紫等五彩斑斓的颜色，美不胜收。
傍晚，我们来到了完达山原始森林的边缘，森林中几乎没有路，厚厚的落叶下满是泥泞。我们只好再换乘敞篷拖拉机向森林深处艰难的行进。天渐渐的黑了下来，除了车灯照射的前方，两边密林黑漆漆的，像有无数怪兽的黑手向我伸来，令我毛骨悚然。也不知走了多久，只听领队喊道：“小伙子们下车了，到了。”
在车灯照射下，只见密林深处有一块儿蓝球场大小的空地。知青先遣队已经提前在此支起了一个大帆布帐篷，帐篷内一溜的地铺。所谓地铺，就是在泥泞的落叶之上铺了一层树枝，树枝之上再铺了一层干草。地铺的床头则是一根大圆木。帐篷中央横躺着两只改装成取暖炉的大汽油桶。帐篷外，露天支起了一口大锅，炊事班正用发霉的黑面粉煮着面疙瘩汤---我们的晚餐。大锅的上方悬吊着一盏桅灯冒着黑烟，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发出幽暗的黄光。我喝着这充满霉味、又苦又涩的面疙瘩汤，实在难以下咽。但是我已经饿了一天，也只得饥不择食了。一股略带寒意的夜风吹在身上，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方才“秋游”的兴奋劲一下子跌落到了失望的谷底。黑暗中，我不由得想起了妈妈，想起了妈妈做的可口饭菜，想起了北京温暖的家……。我鼻子一酸，两行泪水顺着眼角悄悄地流了下来。
突然，一只大手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是我们的老班长陈凤生，他正蹲在我身旁，一边喝着疙瘩汤，一边耳语般的对我说：“再难吃也得多吃点，晚上饿了可没得吃。小兄弟，记住，再苦也得咬紧牙。这世界上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这几句关切的话像一股暖流，涌遍我的全身，使我感到一股亲人般的温暖和兄长般的依靠，我止住了眼泪。
喝完了疙瘩汤，我进到了帐篷中，铺开了自己的被褥。这个容纳40多人的地铺非常拥挤，我们每个人只能一个挨一个的侧身睡觉，我紧紧的靠着老班长，靠着我的这位老大哥。
就这样，我们在这个帐篷中一住就是三个多月，从初秋住到了隆冬。隆冬的深夜，风卷着雪花将单薄的帐篷顶吹的掀了起来，又落下了去。瞬间，我们的被子上就洒落了一层雪花，单薄的被子变得更加潮湿而冰冷，我经常从梦中被冻醒。更令人恶心的是，大家挤在地铺上没多久，就发现我们每个人的衬衣、裤衩儿上都爬满了虱子，咬的人奇痒难忍。然而这一切和我们每天繁重的伐木工作相比，还算不了什么!从安顿好了吃、住的第二天开始，我们每天就进到深山伐木。我们弯腰拉着一米多长的大锯把大树锯倒，砍掉树枝后，再把粗粗的树干抬下山，抬到防空洞区，为防空洞提供支柱和房顶。伐下的大树很重，需要四个人一起抬。陈凤生和我一组，共担一只扁担。每次，他总是把绳索尽量多的拉向他自己那端，以减轻我担的重量。即使这样，我的肩膀也被压的红肿，疼痛难忍，后来渐渐磨出了老茧，也就不疼了。然而冬天的来临，使我的手上脚上又生满了冻疮，一碰生疼。
我们每天穿梭在林间灌木丛中，灌木刺刮破了我的皮肤，刮破了我的衣服。我身上唯一的一套秋装，已经是千疮百孔，脚上唯一的一双帆布胶鞋，也破了两个大洞，活像一个叫花子。老班长的衣衫也和我的一样破烂，只是他扎在腰间的麻绳上，总插着一根竹笛。这根竹笛也许是我们工地上的这群知青中唯一的乐器。
就这样，我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繁重的劳动，难以下咽的伙食，简陋的住宿，一天又一天，周而复始。这里很少有笑声，更没有歌声，知青们都变得沉默寡言。老班长的脸庞变得更加苍白、消瘦，眼神也变得更加忧郁。但是每天出工之前和收工之后，他都要拿起腰间的竹笛，吹上一曲，算是苦中作乐吧。也只有在这一刻，他那苍白的脸上才会泛起一点点兴奋的红晕。我不懂音乐，对笛子更是一窍不通，虽然不知道他吹的是什么曲子，但是每每觉得这笛声挺好听的。
有一天，我干活时踩到了水洼中，湿了鞋。恰值当夜大风降温，漫天大雪，帐篷里已是滴水成冰。第二天清晨起床，我看到自己唯一的这双露脚趾的鞋，已经冻成了冰坨，不免心中暗暗叫苦。没办法，无鞋可换，只能用木棍敲敲打打的把“冰鞋”塑了个脚形，勉强套在了双脚上。当我站立起来的刹那间，一股刺骨的冰冷和着冻疮的巨痛，从脚心传到了我的后脊梁，又从后脊梁传到我的脑仁儿中，疼的我一阵眩晕。此时，帐篷里已空无一人。远处传来伐木声，大家都已经出工了，我要迟到了。
好强的我，强忍着疼痛，一瘸一拐地走出帐篷，向大山深处的伐木场走去。不留神，脚下一滑，双脚又陷入了冰冷刺骨的泥泞中。这真是雪上加霜，我沮丧之极，欲哭无泪。老天啊，为什么、为什么要让我受这么大的罪!看着这漫天大雪，迎着刺骨寒风，我眼前浮现出安徒生笔下“卖火柴的小女孩”和小女孩手中一根根熄灭的火柴，仿佛看到了她天上的奶奶，又仿佛看到了我自己在北京家中的妈妈…。我开始怀疑陈凤生所说：“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的说法。真的!这个罪我真的受不了了，也真的熬不住了……。
这时，一阵寒风吹过山林，飘来了老班长每每在开工前的笛子声。 今天，他吹奏的是一首新曲，曲调中透着一股凄凉，这股凄凉一下子钻进了我心里。在这笛声中，我依稀看到了一个衣衫褴褛的幽灵，在冰天雪地中瑟瑟发抖，他是那样的孤独、无助、近乎绝望。难道这就是我吗?是我!我就是那个幽灵!紧接着，笛声一转，突然变得高亢、激昂，如同裂帛，曲调中蕴含着一股抗争的力量，没有了哀叹，没有了凄凉，仿佛令人又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这时，我才发现自己鞋上的冰已经在泥水中融化了，帆布鞋面儿又变得柔软起来。脚上的冻疮也已经变得麻木而不觉得痛了。我迈开大步，顺着笛声，找到我们的伐木组，找到了我的老班长。
我一边干活，一边向老大哥述说了我刚才听曲的感受和幻觉。他听完后，喜出望外，大呼遇到了知音。他告诉我，刚才这首笛子曲叫“苏武牧羊”，描写的是汉朝使者苏武被匈奴扣留并放逐西伯利亚牧羊的故事。苏武在冰天雪地中牧羊19年，他孤独无助、饥寒交迫、渴了饮雪、饿了吞毡。然而苏武自强不息，绝不屈服，终于在苦熬19年后回到了自己家乡。后来有人还为这首古曲填了词。
老班长一边兴奋地讲述着苏武的故事，一边不住的称赞我小小年纪就善解音律，所谓闻弦而知雅意。他说吹了这么多年笛子，只有我才算真正听懂了他的笛子，是个难遇的知音，知音难遇啊!此后，陈凤生每每吹奏“苏武牧羊曲”总要向听曲的人夸赞我这个小“知音”，就像是俞伯牙遇到了钟子期。
在修筑了3个月防空洞后，我又回到了连队，继续在兴凯湖当捕鱼工。我仍然和陈凤生一条渔船，风里来雨里去。其实当渔民，比修防空洞更辛苦。夏天，我在芦苇塘捕鱼，常被蚊子咬的满脸红肿;冬天，我在下冰网的刺骨寒风中，曾被冻的失去知觉。我睡过窄小的船舱和低矮的“马架子”(草窝棚)。每当我悲观绝望时，都会想起苏武牧羊的故事，想起老大哥陈凤生说过的话：“这世界上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于是，我就重新鼓起了勇气，并下定决心，绝不向命运低头。我要像苏武一样，做一个有毅力，有志向、有理想的人。于是每天下工后，我都要在煤油灯下自学中学课程，如饥似渴的阅读当时能借到的各种书籍。遇到书本上的难题就向这位高中毕业的老大哥请教。下乡四年后，我幸运的被连队选拔上了学，成为了一名医生，回到了家乡北京。
在此后的几十年，忙碌的医疗工作，使我几乎忘记了苏武牧羊的故事，也忘记了陈凤生的笛子声。还是偶然在一次听音乐会的时候，一首熟悉的乐曲又传到我耳中，令我为之一振，啊!是“苏武牧羊曲”。我细细地聆听着…。这曲调由哀婉渐渐地变为激昂，渐渐地,渐渐地,把我又带回到了黑龙江完达山的深山密林之中…。
一股刻骨铭心的回忆，使我如痴如梦。此时的音乐厅中，回响在我耳畔的好像不是音乐家的演奏，而是陈凤生的竹笛声。没错!这肯定是老班长的竹笛声，这笛声从那深山密林中远远飘来，由微弱逐渐变强，响彻在整个音乐大厅，震耳欲聋。它穿透了那座熟悉的完达山，穿透了那片熟悉的森林，穿透了那个四面透风的帐篷和帐篷前我那双冻成冰坨的胶鞋，直穿透到我的心中…。
竹笛声声，如泣如诉：
“雪地又冰天，
苏武穷愁十九年。
渴饮雪、饥吞毡，
牧羊北海边。”
于北京家中
2018年7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