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作家弗兰茨·卡夫卡(Franz·Kafka，1833～1924)是20世纪德语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鼻祖，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后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美国剧作家W·H·奥登以前说：“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卡夫卡对于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创作于1912年发表于1915年的短篇小说《变形记》是卡夫卡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小说讲述了一个小职员一觉醒来变成甲虫的故事，卡夫卡用冷冷的笔调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描述得如同再平常但是的发生，“现实”与“荒诞”的界限在《变形记》中奇异地隐去了痕迹。
追随着荒诞大师令人心悸的笔触，我真切地感受着主人公格里高尔变形后的焦灼与恐惧，体味着被人情荒漠重重包围的窒息与孤独。与此同时，反刍《变形记》又叫我在字里行间嗅出作者对于真善美的热切期盼和对于自由自尊的不舍呼唤。这一切迫使我在震撼之余，不得不正视荒诞，求索荒诞背后的人性真相。是什么让生性本善追求完美的自然人变成甲虫是什么让和谐有序的世界变得扭曲和不可理喻是什么让这一切阴郁怪诞的情节变得如此真实先从人性观的定义说起——
1、浅谈“人性观”
不言而喻，人与动物的区别问题是探讨人性观的关键问题，是定位和阐释“人性”一词务必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有神论思想认为：人性是神特殊造化的人类本性。人性最突出的特征是对神的信仰和坚持稳定的社会规则。简言之，人性就是人类所特殊具有的不同于其它一切生物的道德和职责。
近代无神论者的研究理论则说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类最近的亲缘是灵长类动物。马克思主义人性观更是明确地指出，“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是人类的根本属性。全面的需求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最终目的和根本动力。人性的表现形态是包括人的自然属性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人性观”就是人们对于人性的认识，对于社会和整个外部世界的理解与立场，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动机和行为决策。
在卡夫卡的作品《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异化为非人的甲虫，变形后被世界遗弃使他的心境极度悲凉，三次试图与亲人及外界交流失败后，最终悄然死亡。
《变形记》折射了当时西方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小说用近乎荒诞的表现手法描述了人类社会的竞争激化、感情淡化、压力恶化和个性消亡化。一个本应享有人性尊严和秉持人性特征的个体人，在社会上求生存举步维艰，在家庭中求温暖心寒绝望。在小说的背景环境里，个体灵魂的无力遭逢群体信仰的破碎，社会主角跟家庭主角的双重异化使得人性被逼到了扭曲的死角。能够说在卡夫卡为数不多的文学作品里，《变形记》是作者对于其本人人性观的最集中映照和最深刻表达。
2、社会主角——人性的全面异化
《变形记》之所在德语文学史上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它第一次深刻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值得着重一提的是，作者卡夫卡之所以将人在一夜之间异化成甲虫——这本应是荒诞至极的事情处理得好像是一种必然的，极普遍的，不足为奇的事情，除了文学语言上的技巧外，最关键的还是因为他深刻地剖析了人性的死穴，紧紧地抓住了社会现象的本质。
20世纪以来，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生活节奏的加快，资本主义世界里人们之间的生存竞争日趋白热化。然而正是在这种狭窄的生存空间里，过细的社会分工、高强度高重复的工作又使许多劳动者的精神畸形乃至崩溃。由金钱、机器、生产方式等构成的“物”逐渐操纵了“人”，把“人”变成了“物”的奴隶，使“人”最终也变成了“物”，或者说使人性最终异化成物性。一个不能支配自己的“非人”和其他动物有什么两样变成甲虫不也很自然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这种异化的现象归结成是“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
3、没有永恒的人性，只有永恒的利益
从社会学角度看，《变形记》揭示的是异化的社会现实。人变为甲虫自然是异化，但更可怕更深层的异化是由此而发生的家庭关系以及其它各种社会关系的畸变。
格里高尔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一家人全要靠他的收入维持生计，他也视此为自己的职责。他努力工作，拼命挣钱，使得一家人能够生活得安宁、满足。总之，在他变形之前他的家庭像一般的家庭一样不失亲情。然而当他变成甲虫，不能再去上班挣钱，不能再为家庭带给经济来源，无法再与家庭持续以往的那种经济联系以后，温情脉脉的家庭伦理之爱不复存在了，所谓的亲情显露出了虚假性：一看到他的“虫”模样，他的母亲惊得昏厥倒地;他的父亲则对他暴跳如雷，甚至用苹果砸他。而妹妹，虽然在开始时还对哥哥抱有同情和怜悯之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渐渐地嫌恶了他。到最后，全家人都把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当作包袱。当“它”在孤独寂寞中凄然死去以后，全家人如释重负，作了一次简单的郊游，并谈起了新的梦想和完美的前途。
卡夫卡曾说：“人们互相间都有绳索连之后。如果哪个人身上的绳子松了，他就会悬吊在空中，比别人低一段，那就够糟;如果哪个人身上的绳索全断了，他跌落下去，那就可怕极了。所以务必和其他人捆在一齐。”
卡夫卡在那里表达了一个十分残酷的真理：维系着人与人之间温情的传统宗法在现代社会已被异化为主要靠经济的联系，这正是格里高尔变形后可怕经历的注脚。金钱是维系格里高尔与家庭的绳索和纽带，这条绳索断了，家庭伦常、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就发生了裂变。作者在那里揭示了西方社会中近乎残酷的伦理关系状况和社会关系实质，而这些恰恰是制约人性的瓶颈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