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他关于市场机制的论述已成为经济学的基石,在他去世的200多年间一直被视为“至圣先师”。但是,斯密在天堂过得并不开心,人们崇拜他,谈论他,但是却并不了解他的思想真谛,只是用他的某个思想来为自己服务。《国富论》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亚当.斯密第一次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系统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把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第五编,亚当.斯密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在后来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可见,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斯密死后,人们把《国富论》奉为经济学的圣经,把他关于利己的人受“看不见的手”引导增进了社会利益的思想,作为市场经济千古不变的基本原则,却把《道德情操论》几乎忘得一干二净。于是,市场经济缺少了道德,引发了许多罪恶,在个别地方甚至成为灾难。
《国富论》,顾名思义,就是要研究什么是财富和如何增加财富的,即如何“富国裕民”的。以后的经济学家把斯密的思想简单地概括为三点:第一,追求财富增加是每个人和社会的目标;第二,利己是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即人是经济人;第三,市场上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把个人利己的行为引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即经济中的自由放任。这是现代人对斯密的理解,也是由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来的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各种市场经济,其中一大部分是坏市场经济。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市场经济是掠夺式市场经济——靠对海外殖民地和国内劳动人民剥削和掠夺的市场经济;东南亚、拉美和东欧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权贵市场经济——少数人靠权力侵吞国有资产而致富,多数人堕落为赤贫者的市场经济;许多国家曾经或正在形成的贫富对立的市场经济——只注意效率而忽视公平,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污染性市场经济——以环境严重破坏和生态失衡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的市场经济。当然还有各种半计划半市场的伪市场经济。这些都不是斯密心中的好市场经济。
现代经济活动追求的应该是斯密理想中的既有公平又有效率、在道德基础之上运用市场机制调节的好市场经济。但这条路不是笔直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偏差也不奇怪,关键是要及时纠正错误。例如,把GDP作为一切,用增长代替社会全面的发展。其结果是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社会矛盾加剧。这并不是说GDP不重要,只是说GDP不是惟一的。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强调的财富增加不等于幸福增长就是这个意思。
市场经济承认人利己的合理性,也要利用它来发展经济。这就体现在社会与企业激励机制的建立上。但做到这一点并不难,难的是还要人们建立起能克服自私的“道德情操”。我们目睹了金钱欲爆发之后的种种罪恶,会感到斯密称《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更基本的含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一个讲道德的经济。没有诚信、同情心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就会引发灾难。道德的建立要靠法律和制度,也要靠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