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欧美学界兴起环境史研究。随后，日本学界也相继展开环境史研究，并逐渐兴盛，研究成果显著。我国学者对日本环境史研究状况的介绍并不多，以笔者所见，目前国内有关日本环境史学史的介绍最为详细、具有独特见解的是包茂红所著的《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九章“日本环境史研究”。该文从公害史、农业和农村环境史、文明论三个视角，阐释日本环境史的动向，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和总结出日本环境史研究的特点和问题。然而，该文对日本前近代史①研究中的环境史动向却着墨不多。在日本现代历史学的发展中，前近代史研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对前近代史研究中的环境史动向的把握，有利于全面了解日本环境史的发展轨迹。
众所周知，环境史研究属于跨学科研究，非单一学科的课题。日本的环境史研究亦是如此，从自然科学领域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有研究者参与，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都具有其专门领域的独自特点。以笔者有限能力，实难把握各个领域的研究状况，因此本文仅从前近代史的视野，对日本史学界的环境史研究的状况和特点作一粗略的概述。日本学界首次正式出现“环境史”一词是在1982年。当时，科学史研究者中山茂发表《环境史的可能性》一文，介绍了美国环境史的研究动态，并认为环境史的目的，与其说是创立一个完全崭新的学科，不如说是从以往被学界否定的视点，由自然、社会、人文等领域共同进行跨学科研究，以期重新认识历史。关于环境史的研究对象，中山氏提出自己的主张，认为至少应包括四个方面:
1.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变化2.作用于自然环境的经济活动的效果;;3.自然保护、环境保全运动的历史;;4.生态史学与环境保全运动之间的关系。①中山氏虽然也意识到环境史是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历史，但在其环境史定义中，更关注的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态度及影响，自然被视作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客体。也就是说，中山氏所言的环境史，并没有突破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框架。
“环境史”概念引人日本学界后，尽管不断有学者将环境史的视角纳人各自的研究领域，但是将其作为学界的共同论题，却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1991年，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的共同研究课题“地球环境的变动与文明的盛衰—探求新的文明范式”正式启动，吸引了众多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学者参加，其研究成果是梅原猛等编的《讲座文明与环境》(全15卷)，于1995年至1996年相继出版。1995年，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历史研究部设立环境史研究部门，启动了‘旧本历史上的环境与人类生活的综合研究—日本历史上的灾害与开发”课题，其研究成果是平川南主编的 <共同研究> 日本历史上的灾害与开发,共同研究日本历史上的灾害与开发，分别于2002年和2004年刊行。②1997年11月，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举办了“过去1万年间的陆域环境的变迁与自然灾害史”国际研讨会，以自然科学、考古学为中心，从环境变迁史的视角，探讨历史时代的环境变迁、日本列岛及其周边地域的环境变迁等，会议论文收录在《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报告》(1999年刊行)中。1998年5月，《民众史研究》第55号出刊了“特集环境史的视界—以日本中世为中心”。
2000年，民众史研究会召开的年度大会的主题是“环境史的可能性”，年会的成果收录于《民众史研究》“特集环境史的可能性”，该书汇集了历史学、文学、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史等领域的32位学者的研究成果。2011年，汤本贵和总编的《系列日本列岛的三万五千年:人与自然的环境史》(全6卷)刊行，全系列从历史学与生态学的视角，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日本列岛生物多样性形成原因中的地位。2012年至2013年，平川南等编的《环境的日本史》(全5卷)问世，该书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史的视点，叙述自古至今的日本列岛历史。
随着环境史越来越受关注，日本学界关于环境史的定义也渐趋明确化。在环境史引人之初，日本学者对环境史的理解各有不同，既有学者将环境史定位于“环境保护运动或思想的历史”，也有学者认为环境史是“探索人类社会与生态体系之间关系”的历史。③此外，源于欧美的“环境史”一词，在日语的语境中，很容易被理解为‘环境’的历史”，而不是“‘人类’的历史”。因此，一些日本学者避免使用“环境史”概念，而采用“环境历史学”①或“生态史”等名称。即使是使用“环境史”这一术语，也因使用者的不同，其被赋予的含义也不尽相同。②进人21世纪以后，环境史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的基调，得到日本学界的广泛认同。③关于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中心的环境史，徐原彻认为应内含三种关系:④一是围绕自然尤其是在人统治人的延伸线上的作为资源的自然环境史;二是围绕对峙于自然且从自然获取食物的人与自然的直接关系的环境史;三是围绕包括人类影响的自然(环境)其自身构成要素间关系的环境史。但是，关于第三种关系的研究，碟原氏并未明确阐释环境史与生态史的区别。
2012年，在北原系子等编的《日本历史灾害事典》中，北条胜贵对环境史作了四点定义:O1.环境史以自然与人类相互影响构筑世界的视点来叙述、探讨历史过程;;2.环境史是跨学科的学问，需要历史学与考古学、地理学、民俗学、生态学、生物学、气候学等领域相结合，实行共同合作研究;;3.环境史的叙述对象不能仅限于人类，也应包含与人类活动相关的植物、动物以及石、山、川、海、空等;4.环境史的研究需要考虑环境的伦理，借鉴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理论思想，重构历史的概述方式。北条氏的定义，可以说是在30年来日本环境史研究成果基础上的归纳总结，强调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突破以人为主的历史学方法，关注自然、动物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
日本学者对环境史定义的不断探索，反映出日本史学界对环境史研究的逐渐关注与推进。以探究人类与自然相互影响的关系史为主旨的日本环境史研究，其研究视角大致归纳为以下三大主流。
1.社会经济史视域
在日本史学界，首先积极地推动环境史研究的是中世史研究者。一提起日本的中世，就会浮现“庄园”、“领主”、“村落”、“开发”等象征其时代特征的词汇。中世的庄园以集落为中心，有机地统括耕地和山野河海，实现人和土地的统一，虽然土地是私有制性质，但庄园同时也发挥着统治人民的作用。⑥庄园制作为日本中世政治社会体制，一直以来都是“二战”后日本中世史研究的核心课题。从环境史的视角来看，庄园本身就是人与自然环境相互影响的存在。中世的环境史作为庄园史的延
2.灾害史视野
以人类与自然的复合交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日本环境史中，自然灾害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以及人类克服自然灾害的历史越来越被重视。在灾害史视点的研究中，气候变动与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课题之一。1976年，气象学者山本武夫在其著作《气候叙述的日本历史》中复原古气候，并推论长期的气候变动与中世的社会繁荣抑或自然灾害等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相应的关系。此后，矶贝富士男依据海进海退变动曲线，提出气候变动论，用以解释历史的气候变化与中世农业生产力之间的关联，主张镰仓后期以后，气候冰凉化导致农业生产力后退、停滞。①日本的中世一直被学界认为是农业生产力向上发展的时期，因此矶贝氏说具有颠覆性。但是，矶贝氏的研究存在局限性，一是其学说立足点是中世奴隶制论，这一点在日本史学界支持者甚少;二是其在运用气候学成果与文献史料的手法上，存在不成熟性。②
不过，日本环境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峰岸纯夫支持矶贝氏的见解，从自然环境和生产力的视点，将中世划分为四期:③中世初期(11世纪后半叶一12世纪)，气候温暖时期，稻作北传，大开垦时代，庄园公领制成立;中世前期(13世纪)，气候寒冷化时期，饥懂、凶作频发;中世中期(14世纪一15世纪前半叶)，气候呈现一定的温暖化时期，生产条件有一定的恢复;中世后期(15世纪后半叶一16世纪)，气候寒冷时期，生产条件恶化，饥懂频发，庄园公领制解体。峰岸氏的分期，勾画出温暖一寒冷一温暖一寒冷的气候波动与农业生产条件的有利一不利一恢复一恶化的变化对应关系，及其对中世庄园制的成立和解体的影响，尤其强调气候寒冷化的灾害性。但是从气候与灾害的关系来看，气候温暖化不一定会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因为同样具有导致疫病、干早、虫害等灾害的可能性。④气温不是唯一影响农业生产的气候因素，考察降水量等其他气候因素的变动，对解析气候与社会关系也是必不可少的。⑤
3.心性史视角
文化是环境史研究中的另一重要主题。“环境中人类引起的变化，事实上总是在文化状态中回荡并产生变化”。③日本学者也非常重视自然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平川南曾明确指出:“为了从根本上重问我们的自然观、环境观，获得开拓未来的展望，从人与自然关联的历史视点研究日本的历史、文化最为重要。”④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自然观)既映像于信仰、宗教、习俗、文学、绘画等文化表现中，也体现在日常生活、生业及景观等生活性的环境认识中。因此，关于日本列岛上的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及其变迁，考古学、日本文学、民俗学、地理学等学科也都有研究成果，为历史学提供多样的视点。⑤ 以上是从日本前近代史视野对日本史学界环境史研究动向的初步整理。在此基础上，笔者拟对日本史学界的环境史研究特点作如下归纳。
1.日本的环境史是以“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题的历史学研究，但尚未成为“新的历史学”的全体史。虽然有些学者极力提倡“环境历史学”概念，③不过，独立成“学”需要有独特的视野与方法。前已叙述，日本环境史研究聚焦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对此，宫沈交二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不是一个新的历史观，20世纪曾对日本历史学影响重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最重视的是生产关系，而决定生产关系的生产是人们通过劳动手段改变自然的过程，生产实态的解析即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④目前的日本史学界的环境史研究成果可大致分为两类:⑤一是直接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环境史研究;二是以环境史的视点，论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研究课题。在研究手法上，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不同的研究者根据各自研究的侧重点，都在某种程度上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如考古学的实地调查、历史地理学的景观复原、民俗学的生业研究，等等，但是这些方法在环境史以前已经存在，因此可以使“环境历史学”成立的独特方法论直至目前尚没有形成。
2.近年来，日本史学的环境史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庄园史、村落史、生活史、都市史、文化财产保护等领域。庄园史、村落史一直以来都是日本战后历史学的最重要研究领域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开始逐渐意识到近代史学的局限性，进人20世纪70年代，经济高度增长给当时的日本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环境破坏、公害、犯罪增加等)，使得对经济高度增长持否定态度的人日益增多，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日本史学界迎来了社会史研究的浪潮。
3.灾害史研究的急速成长。日本前近代史的环境史研究的活跃化，是与现代日本社会的环境问题及相关的危机意识有着密切关联的。①“现在的我们，在面对人类史上未曾有的全球规模的环境问题的同时，也继续承受着以往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历史学是直接关联现在及将来生活的有益学问”。②日本列岛地处灾害多发地带，历史上频受地震、海啸、火山喷发、台风、洪水等自然灾害的袭击，防灾、应灾及灾后建设一直是贯穿日本历史发展过程的课题。“历史学的作用不单是通过追溯过去以解释现代社会的诸问题，并且也是通过新的视点重新释读过去，发现克服现在间题的方法”。③1995年“阪神·淡路”大震灾、2011年日本东部大地震和福岛核漏事件等灾害发生后，越来越多的研究日本前近代史的学者意识到灾害史研究的重要性，促进了灾害史研究的活跃化。
4.环境史共同研究项目的推进。战后日本学术研究体制的特征之一是大型的共同调查、研究及其相关的官方组织或机构的设置，依靠个人力量无法实现的大型的、跨学科的调查研究事业得以推进。其中，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即是日本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力量。自1995年以来，以该博物馆为中心的有关环境史共同研究项目延续不断，每年都在进行，有力地推动了日本史学界环境史研究的兴盛，对研究力量和成果的蓄积起着重要的组织作用及广泛的影响力。此外，进人21世纪以后，日本文部科学省、日本学术振兴会对环境史研究的集体或个人项目的资助不断增加，反映出对环境史研究的支持。④
2011年日本东部大地震、福岛核漏事件之后，包括日本史学在内的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界，出现了重新认识环境史、灾害史的动向。可以预见，在三十年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日本史学界的环境史、灾害史研究，将迈进更为深人的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