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勃(公元650─676)，字子安，是“初唐四杰”之首(“王杨卢骆”，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的诗风格清新，他的赋更使他是初唐一大名家。他与卢照邻等人都试图改变当时“争构纤维，竟为雕刻”的诗风。他在27岁时所写的《滕王阁诗序》是词赋中的名篇，序末所附的《滕王阁诗》则是唐诗中的精品，且诗中手法对后世诗人颇有影响。至于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诗，更是公认的唐诗极品，其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是唐诗中最能渗透古今、撼动人心的千古名句。
王勃出生于世代官宦的诗书人家。其祖父王通是隋秀才高弟，曾任蜀郡司户书左和蜀王侍读等官，后来退官居家，专门在龙门讲学著书。其著作有《元经》和《中说》，为当时儒士所称道。其父福峙，历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趾六合二县令、齐州长史等官，晚年开始对玄学(即修炼)有了兴趣[1]。王勃天生聪颖，悟性过人，是个早熟的神童。他六岁就能写一手好文章;九岁时读颜师古注的《汉书》，便能指出书中的过失;十岁时以一个月的时间竟能通读六经而无一点障碍，连他的朋友、同样是神童出身的杨炯都认为他的知识是先天带来的(“悬然天得，自符昔训”)。
十四岁时，王勃以神童而被举荐，在考核中名列前茅，授予朝散郎的官职;十六岁那年，沛王把他召去当沛府修撰，对他很是爱重;十八岁那年，由于当时盛行斗鸡，各个王爷之间的斗鸡更是热闹非凡，王勃开玩笑写了一篇《檄英王鸡》(“声讨英王的鸡”)，惹得皇上大怒，立即把他逐出王府。他便到四川各地去旅游，“远游江汉，登降岷峨”，得到山川灵气的陶冶启悟，在诗文上进步神速，“神机若助，日新其业”，每写一篇文章都令人惊叹赞赏，特别是《益州夫子庙碑》，被认为“宏伟绝人，稀代为宝”。后来他又被启用为官，但因杀一犯罪的官奴而险些自己丢了性命，连累他父亲也贬官。以后他弃官在家，一心著书。当他27岁时(虚岁28岁)，去交趾探望父亲，“渡海溺水，惊悸而卒”。
王勃的一生是短暂的，只活了27岁，但同时又是富于变化的、丰富的一生。他在27年中所遭遇的、所作的事情并不比一个活了80岁的人少。作为一个早熟的神童，他的思想不但超出同龄人、甚至超过博学的成年人太多，因此不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如果我们把他想象成一个活了81岁的人，只不过他生活的“速度”是常人的三倍：常人三年中所经历和作过的事情他一年就完成了。这样再去观察他的一生，就要容易理解得多。他的超常的才华和超短的生命形成一个太大的反差，以至千百年来知道他的人始终惋惜、遗憾并感叹不已。不过，我们如果从修炼角度去看一看他的一生，倒是觉得自然得多、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因为任何一个修炼人的一生总是按照对他来说是最合适的修炼道路来安排的，历史上有些成道之人就是很年轻就以“死亡”的形式而离开这个世界的。在他短暂多变的一生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修炼人的、和他生活一样丰富多彩的一条修炼的道路。
王勃从小就是个有孝心的孩子。父亲对他很慈爱，并经常教导他说：“人子不知医，古人以为不孝。”他便牢记心头，暗中到处查访良医，希望学一手好医道，作个孝子。在公元661(或660)年，当他才十一、二岁时，便令人惊讶地碰到一个远远超过他期望的绝好机会：在长安遇到了曹夫子。曹夫子名元，字道真，自称是京都的人。他能象扁鹊那样从远处观望人的气色，清楚地透视人的五脏六腑;还能象华佗那样作开胸洗肠一类的大手术。根据他收王勃为徒后讲述自己的师承，他实际上是《黄帝八十一难经》的直系传人。该书是上古秘籍，由歧伯传给黄帝;黄帝往下传时又经过了53个传人才传到曹夫子手中。在这53个传人中，就有第三十六个传人扁鹊，并由他首次厘定了原书章句;还有第四十六个传人华佗。
曹夫子虽然医术高超入神，但他小心谨慎，很少有人知道他。他和王勃见面时轻轻地拍了他一下并说道：“无欲也。”王勃再次向他下拜，诚心作他的徒弟。这件事情家里的亲人也没让知道。曹夫子教他《周易章句》、《黄帝素问》、《难经》，还有“三才六甲”、“明堂玉匮”等等，一共学了十五个月。分手时他对王勃说，“阴阳之道不能随便向人讲，针灸技艺不可随便传授给别人;不要得意忘形地显示自己，应当不露声色地自我提高。”王勃遵照师训，自己悄悄地又学了五年，终于“有升堂睹奥之心”，最后“钻仰太虚，导引元气”，觉得自己身体中的污秽全都没有了，内精澄明，因此产生了放弃常人生活、修成神仙的愿望。
有了上述六年多的由医入道的修为，可能是因为修出了内视脏腑的功能，王勃开始觉得“人间龌龊”、世人不洁，因而产生了厌世离俗的情绪，声称“已厌人间”，向往幽居避世的修道生活。加上有时修道的朋友来讲一些神奇的故事，有时自己也梦中与仙人同游，愈发增加了对去俗离尘、沐浴烟霞的神仙生活的向往;当时的道士又喜欢服食“石髓”，认为吃了可以帮助飞升，也弄得他心里痒痒的。他也知道自己的思想和现实生活是有矛盾的。他在20岁时写的《游山庙序》中说，自己常学仙经、博涉道记，但事奉尊长和亲人就必须要去求衣食，而做官又会被名利所累，最后把真性和先天的根基毁在常人社会中。但他毕竟是个道心坚定的人，相信自己“自得会仙家”，下定决心“清贞静一，保其道”，不顾世间得失“抱直方而守道”，直到“安真抱朴…全忠履道”，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夫神明所贵者，道也”，“道”才是自己真正的生命所宝贵和追求的，并且深深地感到“道”是高不可测的。以他20岁左右的年龄，加上才华出众，正是搏取功名、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他却看淡了世间的荣华富贵，认为修道是“上策”而“图富贵”是“下策”。如果一个人年事稍长，经过了许多生活的坎坷和搓磨后回心向道，那是一件自然而不太难的事，但一个风华正茂的大才子要放下世间得失而坚心于道，实在是极其难得的。
王勃曾说自己“最初是学的周礼，偶然也喜欢读儒家的东西，后来读了道家的书才感到与自己的真性吻合了”。他在《益州夫子庙碑》中对于孔子的称赞是耐人寻味的：“圣人之设教也，……成变化而行鬼神，观阴阳而倚天地，……索众妙于重玄，篡群徽于太素。”又引《易经》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万物服焉”。他是站在道家的角度把孔子往上拉，而后世、特别是宋代以后的“大儒”们都是站在儒家低层的理上把孔子向下扯。然而，后世的人大都认为这些“大儒”们是在继承和发扬孔子的博大思想!
曹夫子向王勃授业时最先给他讲《周易章句》，因此他对周易熟而且精，包括算卦、推算万年历等当时一般人觉得很难的东西他都很在行。他甚至还推算过一本《大唐千岁历》，为唐朝的人准备好了一千年可用的历书[2]。但这些东西既没有使他对道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也没有使他的修炼向前推进一步。他对道的深一层认识是从与常人相反的方向去应用《易经》之理而得到的，而且这一个认识上的飞跃也象他碰到曹夫子一样的来自一个令人惊异的天外奇缘。
就在他刻苦钻研《周易》那一段时间里，有天晚上他作了一个梦，梦见孔子来对他说：“易有太极，子其勉之。”他醒来后反复琢磨，终于想清了是怎么回事，写出了多篇对《周易》有创见性发挥的文章。他曾经写过五卷《周易发挥》以及《次论》等多部著作，后来都散失了。但他这一次认识上的飞跃，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现存的一些文章中看出一点痕迹来。他在《八卦卜大演论》中曾说，“当你没有了思虑、没有了对任何东西的喜好时，你离太极的境界就已经不远了;一切可以看到的东西都来自两仪，当你把这些可见之物都忘得干干净净时，那就是太极”。
读过《周易》的人谁不知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呢?但一般人都是顺着这个“生发”的路子往下走，直到把64卦弄得烂熟，再把它用到常人事务中去：常人总是重“物”重“用”的;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朴散之则为器”;但修炼人要“返朴归真”，放弃“物”和“用”，因此要反过来从世间万象中回到64卦，再从64卦回到四象、两仪而太极，太极就是“有”、就是“一”，也就是“朴”。这个过程正好应了张三丰传道的“疯话”：“正则凡，逆则仙，只要颠倒颠”。而在一千多年前，王勃这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就对“道”、特别是对“易”有如此超常的认识，这真要让其后迄今的许多修道人惭愧莫名了。
王勃的修炼道路到此应该是很确定的了：由医而入道，由易而提高;又都是超凡入圣的人在亲自指导或者梦中点化，并且已经修到看淡红尘、放下名利、守道不移的地步。他毫无疑问地应该是一个道家的修炼人了。然而，他偏偏在“一而再”地让我们惊讶之后，又“再而三”地让我们再惊讶一回：他又全心全意地修起佛来了!
但这回不象前两次，促使他修佛的突发性机缘没有被后人记录下来。
由于他的著作绝大部份已经散失，现在留下的一本《王子安集》已经是明代崇祯皇帝庚辰年间刻“初唐四杰”著作时根据后人收集到的一点断简残篇凑合而成的结果，因此我们无法知道他决心修佛始自何时。但根据《王子安集》，我们至少知道他20岁时还没有决心修佛。所以他正式开始修佛大概是在20岁以后、27岁以前的某个时候。在他留下的十篇碑文中，除了那篇有名的《益州夫子庙碑》外，其余九篇全是为佛寺写的碑文;而《王子安集》中的最后两篇则是《释迦如来成道记》和《释迦佛赋》。
《释迦如来成道记》是一篇很长的赋体文，讲述释迦牟尼佛发心修道和最后成道的经过。由于其中用到大量的佛家专门词语，一般人很难看懂，所以有名的钱塘慧悟大师专门为它写了详细的注解;原文加上注解一共26页。《释迦佛赋》是一篇赞颂释迦牟尼佛的短赋，它的最后两句“我今回向菩萨，一心归命圆寂”正是王勃决心修佛的誓言。在慧悟大师为《释迦如来成道记》写的注解中还提到王勃的《释迦画像记》和《维摩画像碑》也是当时“盛行于世”的名篇，但现在的书中都没有。另外，王勃还为《四分律宗记》写过序文。该书是讲佛家八正道的，全书共有几十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