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羊城晚报》上出现了一则短讯：滂沱大雨中，广州市内某条街道的一个被偷去井盖的沙井口被积水完全覆盖，一位市民骑着自行车经过，车子前轮忽然掉入并卡在沙井口。这位市民腾空而起、向前扑去的一瞬间被一位记者拍了下来，附在短讯上方。
我和爸爸看到了这幅照片，在赞叹这位记者的抓拍技术之余，一个大大的疑问产生了：这位记者能够抓拍到这幅景象，显然早知那里有没了盖的沙井，那么，他为什么不在沙井前设立警示标志呢？要知道，上述的市民那样摔下去一定摔得不轻，而且极有可能因为后面的车来不及刹住而产生交通事故！
答案显而易见但引人深思——为了拍一张精彩的照片！
当记者得意洋洋的欣赏自己的杰作时，可曾想到过那为他当“免费模特”的市民也许正在痛苦呻吟？这一切他都已预见到并完全可以避免，但他却让其发生，仅仅为了一个自私的目的：一张精彩的新闻照片！
这是怎样的职业道德！
几天后，《羊城晚报》上也出现了一位和我们有相同想法的晚报读者的文章以及那位记者的辩解。读者的文章内容不必多说，记者的辩解才是关键。
那位记者振振有词地称，当时有一位市民告诉他路中间有一个没了井盖的沙井，他并不知道具体位置，出于职业本能，他架起了相机，而那位骑自行车的市民摔倒后，他立刻到附近的建筑工地找了一个警示牌立在沙井前。
即使他真的不知沙井在何处，他完全可以用警示牌到积水中探测查找；知情的记者无法找出沙井的具体位置，而无辜的市民却冒着生命的代价“轻易”地找到了；市民免费给他做“示范”动作，稍纵即逝，苦于找不到沙井具体位置的记者，却能在刹那间架好相机，调整恰当的光圈和高倍速的快门，对好焦距，选好角度，拍下构图精确——腾空而起的自行车主人正居画面中央——的照片，我们不得不惊叹，这位记者简直就是闪电超人。
这是中国的记者，这是羊城的记者。
让我们看看外国记者又是怎样的吧！
他——英国记者迪克里*卡特，因一幅反映苏丹大饥荒的新闻照片而荣获普利策奖。这本是件值得庆幸的事，却酿成悲剧——他自杀了。
1994年5月至6月，苏丹遭遇百年未见的大旱，滴雨未下，不少土地都干裂了。迪克里*卡特奉命到苏丹采访大饥荒的新闻。他发现一个绝好的场景：一只专吃死尸的秃鹫目光贪婪地盯着因饥饿而瘦得皮包骨头的苏丹小女孩，等待她死去吃掉她。迪克里*卡特按动了相机的快门。这张题为《大饥荒》的一位照片公开发表后，他荣获普利策奖。
照片引起很大争议，许多读者质问摄影者迪克里*卡特：“危难时刻为何不向小女孩伸出援助之手？记者的良心何在？”
当时苏丹政府告知来苏丹的外国记者不准接触饥民，因为可能染上瘟疫。卡特拍完照后赶走了秃鹫，但这并不能使他借以自慰。他眼前始终闪现小女孩饥饿与渴望救助的眼神，深深感到内疚和自责：“我没有抱起那个面临饿死的小女孩回家抚养，终生后悔与痛心。！”
他获普利策奖后，父亲骂他见死不救，是小人；妻子骂他没人性，要离婚；女儿哭着说：“您自私！为了获奖不惜以苏丹小女孩的生命做代价，我不认您这个父亲！”卡特无地自容，撕掉那张获奖照片，于1994年7月27日自杀，时年33岁。
卡特做错了什么？造成苏丹小女孩面临饿死的不是他，他无法预见，也无法阻止这一切发生。拍完照，他赶走了秃鹫，没有抱走女孩是因为苏丹政府的要求。他做错了什么？他什么也没做错。但是，他为他没有做得更好而感到深深的愧疚和无地自容，最后选择自杀来弥补自己的不足。
相比之下，我们的记者又如何呢？照片确实反映记者希望唤起有关部门对道路安全的关注、对生命的关爱，然而拍照片的行为本身却与之背道而驰；面对良心的谴责，却百般辩解，企图用苍白无力的借口掩饰自己爱心和良知的缺失。
我们在对比着中外记者的同时，也在对比着两个社会。《大饥荒》发表后，不计其数的读者透过这张照片看出了迪克里那几乎不能称为错误的错误，而且他们并没把这当成一件小事，纷纷质问迪克里。而羊城记者的照片刊登后，只有一两位市民来稿提出质疑。两个城市居民的反映大相径庭。
两张照片，两个城市，两种反应，两种结果。迪克里在巨大的压力和自责中自杀的悲剧，社会应该反省，而我们记者的职业道德的缺失，更值得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