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宋代史籍编撰，长编二刘一范”。长编法作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史书体裁———长编体的史籍编撰方法，从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创立此法开始，经由南宋史学家从形式上和精神上的继承、发展与创新，最终以《续资治通鉴长编》( 李寿)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李心传) 、《三朝北盟会编》( 徐梦莘) 三部长编体的史学巨著的问世，给宋代史学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力图对于长编法的创立等情况予以简单回顾，谈谈该法对于治学方法的借鉴意义。
1 长编法创立的人员
司马光在元丰七年十一月进呈《通鉴》的表文中，就列出了《通鉴》创作班底的全部名单: “检阅文字司马康、同修范祖禹、同修刘恕、同修刘攽、编集司马光”。司马康是司马光的儿子，他做的只是“检阅文字”的工作，实际上仅相当于一个初级的资料搜集人员，也许类同于今日图书馆内流通部门给读者提供图书的工作人员，其任务也就是根据你的索书要求，为你“检出一阅”而已。这四个人中，真正致力于编《通鉴》的应该是司马光和他所选定的三位助手。
范祖禹“字淳甫，一字梦得。祖禹自以既孤，每岁时亲宾庆集，惨怛若无所容，闭门读书，未尝预人事。既至京师，所与交游，皆一时闻人。镇器之曰: ‘此儿，天下士也。’”可见小时候的经历对于成人后的行为处事有很大的影响。后来范祖禹“进士甲科。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十五年，不事进取。书成，光荐为秘书省正字”。从小养成的性格才能使得范祖禹能静下心来，“不事进取”，淡泊于仕途，专心于《通鉴》的编撰。所以虽然司马光在皇上面前替范祖禹感到歉意: “由臣顽固，编集此书久而不成，致祖禹淹回沉沦，不得早闻达于朝廷”，其实是完全没有这个必要的。
刘恕字道原，筠州人。“少颖悟，书过目即成诵”。“未冠，举进士，时有诏，能讲经义者别奏名，应诏者才数十人，恕以《春秋》、《礼记》对，先列注疏，次引先儒异说，末乃断以己意，凡二十问，所对皆然，主司异之，擢为第一。他文亦入高等，而廷试不中格，更下国子试讲经，复第一，遂赐第。”刘恕“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锯微之事，如指诸掌。司马光编次《资治通鉴》，英宗命自择馆阁英才修之、光对曰: ‘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刘恕耳。’即召为局僚，遇史事纷错难治者，辄以诿恕。恕于魏、晋后事，考证差缪，最为精详。”他与司马光同游万安山，“道旁有碑，读之，乃五代列将，人所不知名者”，但是刘恕却能“言其行事始终”，回去查验旧史，居然就是这么回事。可见，刘恕确实算是一个博学并精通的人才了。可惜天不假寿，他过早逝世，直到他死后七年，《资治通鉴》才完成，他自己是没有看到这一成果。
刘攽“字贡父，与敞同登科，仕州县二十年，始为国子监直讲。欧阳修、赵概荐试馆职，御史中丞王陶有夙憾，率侍御史苏寀共排之，颁官已员外郎，才得馆阁校勘。熙宁中，判尚书考功、同知太常礼院。”因为反对变法，为王安石所不容，“安石怒摭前过，斥通判泰州，以集贤校理、判登闻检院、户部判官知曹州。”刘攽“所著书百卷，尤邃史学。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预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专职汉史。为人疏俊，不修威仪，喜谐谑，数用以招怨悔，终不能改。”
司马光受命于皇上，而且有了自择英才的权利，他所选择的三位助手都是才气逼人的有识之士，而且在思想观念上他们也有很大的一致性，都是反对王氏变法的一派，多少都因为这个原因受到过一点冲击，这种相同的境遇也使得司马光能有一个统一领导他们工作的思想基础。就算是放在今日的学术研究创作活动中，这也应该是一条值得借鉴的原则，一起合作的人多少要有些共同性，这也或许就像托马斯.库恩( Tho S. Kuhn) 所说的“科学共同体( Scientific Co)”的原则吧。
2 长编法的编撰原则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编撰遵循了修书三步曲: 丛目———长编———定稿，这种方法为后世史学著述立下了一个通行的范式，而其中的长编编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章学成在其史学名著《文史通义》中曾对长编法作了介绍，并充分肯定了它在司马光《资治通鉴》编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长编的基础，司马光的史才、史学与史识终究是没有用武之地的，长编的价值丝毫不在其《通鉴》的“著述”之下。章学成说道: “司马撰《通鉴》，为一家之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 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借，有以恣其纵横变化; 又必知己之比类与著述者多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轻畸重，则善矣。盖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不可; 而其人之才，固异地而不可为良者也。”
那么，长编法究竟是怎样一种史籍编撰方法呢? 实际上，在司马光的《答范梦得》中对此有着很详细的论述: “请据事目下所记新旧纪、志、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检出一阅，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尽者录之; 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诠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出。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有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诗赋若止位文章，诏诰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便请直删不妨。或诗赋有所讥讽，诏诰有所戒谕，妖异有所儆戒，诙谐有所补益，并告存之。大抵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长编法的编撰，总体上有如下特征:
首先是打基础。在编纂方法上强调首先完成由事目与附注两个部分构成的丛目的编写，然后才能编写长编。也就是说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基础才能有长编的产生。事目是对重要史事列出纲目，类似选材提纲，它以年为经，以事为纬，对其中注明的全部档案文献进行条分缕析，排列组合，对于那些时间不明的文献，则采用“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 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附注是在各条事目之下注明全部有关史料的出处，类似于现在的史料索引。
其次是定原则。长编编撰在史料的收集方面遵循“宁失于繁，毋失于略”的原则。在其后的取舍上则是择善而从，兼收并蓄，其“择一明白详尽者录之”、“左右采获，错综诠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以及“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等方式确立了长编资料选择的基本原则。
第三是讲规范。在长编中抄录的史料须“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间空一行许素纸”，以备剪开粘缀，调整史料顺序，正文“并作大书写”，注文则用小字。正所谓“编写长编，除了动脑子之外，还离不开剪刀和浆糊。”
第四是重考量。在编撰过程中对那些录入正文后余下的相关记载要通过注释的形式加以保留，即先罗列出宜否定的、不实虚妄的记载，再列出应肯定的资料、证据，有时还要说明理由，对验证无据，事理难推的材料，则并存待考。
实际上对于上述特征，学者们已经有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和总结，分析来看“编写长编有检阅、选择、抄写、排比、粘连等五道工序”。这五道工序的说明已经把长编法的工作原理说明得非常透彻了。
3 长编法的方法论意义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以司马光为首的《资治通鉴》编撰团队多少类似于库恩所谓的“科学共同体”。根据库恩的说明，科学共同体是“由同一个科学专业领域中的工作者组成。在一种绝大多数其他领域无法比拟的程度上，他们都经受过近似的教育与专业训练;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钻研过同样的技术文献，并从中获取许多同样的教益”。“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把自己看做，并且也被别人当做是一群追求共有目标的人，他们还有自己的一套训练接班人的方法。在这样的团体中，交流相当充分，专业判断也相当一致”。科学共同体内的人都拥有同样的范式。所谓范式，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司马光及其团队创立了史籍编撰中的一种范式———长编法。这一范式不仅深深影响了宋代的史学研究，而且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也为众多的学者所遵循，其影响应该是深远的。
3. 1 作为范式的历史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孙建民在《宋代史学与长编法》一文中详细说明了继司马光之后的李寿、徐梦莘和李心传对于长编法的继承与发扬的史实。李寿“明确坚持，自己不是仅仅亦步亦趋地学习司马光去写《续资治通鉴长编》，而是要把长编法作为史书体裁，编著《续资治通鉴长编》，所以他在写作《长编》时，能够以两种或多种资料考辨一事一书，存于注文，用‘四存四删’的原则处理繁简问题，使《长编》大而得当，长而不冗”。徐梦莘则“是在长编法的指导下，结合所研究的历史阶段的资料特点和实际，而‘稍变其例’的作法，也反映了他治史不囿于前人旧体的精神”。李心传“正是遵循了长编法的实录原则，对收集到的近五百种资料，‘可削者辨之，可信者存之，可疑者阙之’，从而‘集众说之长，酌繁简之中’，使众说汇于一途。这种谨严的‘可信’、‘可削’、‘可疑’的处理方法，更发展了长编法处理材料的原则”。以挑剔著称的四库馆臣在《四库总目》中也对他予以赞扬: “大抵李寿学司马光而或不及光，心传学李寿而无不及寿”。总之，我们认为，从研究范式的角度看，长编法自司马光等创立后，经过李寿等的继承发展，使得这一范式更趋成熟，也促进了在纪传体和编年体占据主导地位的史籍编撰方式中新的长编体的发展。
作为范式的长编法，其发展历程经过李寿等人的传承，在晚明至清代又一次显示出了其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晚明的大学者之一的顾炎武所著的《日知录》一书每条短者数十字，最长也不过一两千字，但是顾炎武自己说: “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正是鉴于此，所以梁启超认为，“亭林精心结撰的《日知录》，确是一种精制品，是篝灯底下纤纤女手亲织出来的布”，“非经过一番长编功夫，决不能得有定稿”。可见长编法这种方法对于后世真正潜心致力于学术创作的学者是有很大影响的。而有清一代，特别是在乾隆、嘉庆两朝，由于历史、政治的原因，使得“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在经学、小学、音韵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史学、方志学、历算学等等方面都作了大量的工作。而他们特别是在校勘、辨伪等方面可以说是充分吸取了起自司马光的长编法的精髓。例如，他们的四种校勘方法，“第一种校勘法，是那两本对照，或根据前人所征引，记其异同，择善而从”，“第二种校勘法，是根据本书或他书的旁证反证校正文句之原始讹误”，“第三种校勘法，是发见出著书人的原定体例，根据它来刊正全部通有的讹误”，“第四种校勘法，是根据别的资料，校正原著之错误或遗漏”。实际上，我们比较这些方法与前述长编法择善而从、兼收并蓄的资料取舍的基本原则就其精神上而言，完全是相通的。再比如，清儒所用的辨伪方法主要有六种: “从著录传授上检查”、“从本书所载事迹、制度或所引书上检查”、“从文体及文句上检查”、“从思想渊源上检查”、“从作伪家所凭借的原料上检查”、“从原书佚文佚说的反证上检查”。这六种方法与长编法注释、留考; 先罗列出宜否定的、不实虚妄的记载，再列出应肯定的资料、证据等等方式，在治学方法论的本意上难道不也是相通的吗
3. 2 作为方法的现实新义。作为一种文献编撰方法，在今天谈论其方法论上的价值同样也更加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认为长编法本质上就是做学问过程中的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只是在司马光的时代，他们的长编资料会装满两大间屋子( “盈两屋”) ，那么今天我们是否因为其结果如此庞大难以应付就要抛弃这种方法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不过我们还是要研究这种方法最本质的精髓以运用于我们目前的工作学习环境。从前述长编法的介绍及五道工序的总结中，我们认为其精髓体现为如下几点，即详细、准确和有序。对于原始资料的收集尽可能全面而详细，按照信息检索的术语可以说是强调查全率，即“宁失于繁，毋失于略”; 对于这些资料的取舍选择尽可能依据特定的规则做到准确合理; 对于各类资料的归类排列尽可能做到有序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有序已经具备了现代文献系统参照系统的雏形。
因此在越来越多的人以网络计算机为主要治学工具的今天，在很多长辈学者纷纷抱怨年轻一代沉迷于网络资源而抛弃了以印刷本文献的阅读为主的传统治学路径的背景下，挖掘出我们这里探讨的长编法这一典型传统治学方法的精髓所能给予年轻一代在方法论意义上的帮助必然是善莫大焉。很明显，上述三点精髓在今天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主要从下面这种角度予以展现的:
就详细全面而言，今天我们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中面临的不是资源太少，而恰恰是各种信息资源太多了，可是同时也恰恰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就应该学习司马光等人面对堆满了两大房间的长编资料时所具有的那种无畏与坚定的信念，要学习那些运用长编法治学的前人那种“平生生死文字间，《长编》一书用力四十年”的精神。更何况现在我们从技术上对于达到全面性的要求已经有了很大的帮助了。例如著名的网络搜索引擎Google 的所谓“永不消逝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虚拟图书馆计划，随着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公共图书馆等越来越多的传统文献拥有者的加入，未来从技术上实现对于古今中外所有文献资源的检索利用也许并不是天方夜谭一样的幻想。
就准确合理而言，其功力全体现于鉴别诠选，而这也恰恰是今天我们无论从主观能力上还是从客观技术发展的要求上都极为缺乏的环节，在这一点上今天的信息分析与选择，特别是大量的网络信息资源，就极为有必要认真体味一下司马光、李寿、顾炎武等前辈学者在长编法中所运用的鉴别诠选，不仅是他们的客观标准，也包括他们那种治史精神。
就有序关联而言，如前所述，长编法已经有了现代检索服务中参考系统的雏形，在今天的网络环境下，这个层面上的有序关联对于治学也恰恰是非常关键的。例如有人认为，在网络中，一个理想的个人学习空间需要的要素包括: 其一，拥有一个属于学习者自己的表达空间( 如blog: 个人日志) ，其二，拥有一个专注于内容管理的工具( Learning Manage 学习管理系统) ，其三，拥有一个和其他学习者互相讨论相互砥砺的途径( Discussion Foru 讨论交流论坛) ，其四，拥有一个能够和其他学习者进行个性化联系的方式( RSS: 资源聚合器) 。从这四个方面来考量的话，一个把SFX( 开放链接服务系统) ，RefWorks( 参考资源) 和Blog 整合关联起来环境，将是最理想化的学习环境。在这方面，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已经走在了前面，在他们的UThink 项目中，已经在里面整合关联了SFX 和BLog，使用者可以把他们的检索结果直接就发布到他的Blog上面。可以说，这个例子就是网络环境下借助于技术的进步体现了长编法有序关联精髓对于个人治学有所启发的典型。
总之，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有很多直到今天仍然很有借鉴意义的优秀遗产，这里讨论的长编法仅仅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个实例。我们相信，作为现代社会中祈望于严肃治学道路的学者们，可以也必须从科学合理的角度发微传统之精髓并集成于现代之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