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知青文学？当代人普遍认为，知青文学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作家，对“文革”中知青的遭遇，以及“文革”后知青生活道路和思想情感的文学表达。这与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对知青文学的界定保持一致。不过，这只是狭义上的知青文学。根据学者定宜庄、刘小萌对“上山下乡”史的研究，“上山下乡”的起止时间为1953年到1980年。如果将“上山下乡”作为知青文学的大背景，那么知青文学的外延就包括不限于“文革”。在此基础上，学者郭小东给出了广义的知青文学概念，即，以“上山下乡”为题材，展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生产生活、思想情感与精神风貌的一种文学样式。从郭小东的这个界定可以看出，知青文学几乎是贯穿新中国历史的文学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以不同的面貌存在，被归入不同的文学思潮范围中。
一、“文革”前的知青文学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1953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起始之年，也是中国知青文学的起点。这一年，团中央下发文件，组织高小、初中毕业生回乡。这次号召知识青年回乡是一种政策性的倡导，本质上是人力资源调配的行为。除了强制性地把“右派”分子赶到农村监督劳动外，其他人的回乡行为基本上是自愿的、零散的。不久后，文坛便出现了一批描写回乡知青建设新农村的文学作品，如马烽的《韩梅梅》、邓普的《军队的女儿》、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黄天明的《边疆晓歌》、冯金堂的《红姑娘》、柯蓝的《洋土结合》等。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有着共同而鲜明的主题，即“革命理想与革命豪情，以及这种理想与豪情在现实斗争中的消长变化，最终升华为对革命理念最大限度的张扬和歌颂。”这类文学作品包含革命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所创造的人物概念化、简单化，只不过是国家政策的传声筒罢了。
二、“文革”期间的知青文学
“文革”期间的知青文学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主流价值下的文学创作；另一部分是带着反叛精神的“地下文学”。“文革”2019年给广大知识青年带来的精神伤痛，一直以“地下文学”的形式反映出来，如食指等人的诗歌创作。那些所谓的“地上文学”，则处在话语权与文学精神被阉割的状态下。
1973年前后，文坛出现了一些反应知青生活的中长篇小说，如，张抗抗的《分界线》、邢凤藻与刘品青合著的《草原新牧民》、汪雷的《剑河浪》、王世美的《铁旋风》等。这些小说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知青生活的状态，但受先天不足的影响，难免堕入俗套。与此同时，政治审查也是无处不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如今的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于1975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处女作《分界线》。有一处写到北大荒的原野上有野罂粟花，当时没留意。样书出来后，被送到有关部门审查。张春桥夫人发现了“罂粟”这两个字，立即召见出版社领导，指出这是一个政治性错误：“罂粟是国际公认的毒品，而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杜绝了毒品的国家，中国的土地上怎么可以生长罂粟？这不是往我们国家脸上抹黑吗？这不是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提供攻击我们的口实吗？”出版社当即让印刷厂悄悄地将已经印出书全部返工，翻到书中出现“罂粟”字样的那一页，由工人把每一页上的“罂粟”用纸贴上，换成“石竹”花的名字。尚未印出来的那几十万册，那一页全部改版重印，另行装订。
这类作品是作者在时代大潮下滥用激情，失去独立个性的产物。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模式化、套路化，小说内容所表达的精神内核高度一致。作家倾向于用僵化、做作的笔调，表达变态的豪情壮志。他们几乎被宗教式的政治氛围彻底扭曲，精神状态处在无耻的亢奋中，写出的东西多为文字垃圾。
三、知青文学的繁盛期
“文革”结束后，“归来”的“右派”作家，满怀热情地批判“文革”、反思历史，将历史的伤痕展示于众。以反思“文革”，批判“极左”路线为主题的伤痕文学成为新时代的文学主潮。刘心武的《班主任》揭露了“文革”对年青一代精神与心灵的伤害；卢新华的《伤痕》，反思了文革给青年一代心灵及家庭造成的悲剧。展示伤痕的同时，作家们不忘记与主流政治价值保持一致，将作品的主题归到“赦免个人，搁置对历史与人性的讨论，团结一致向前看”上面。此后的伤痕文学从批判“文革”向构建新的历史主体过渡，为“文革”后重新掌权的老干部探寻历史的延续性与政治的合法性。
随着知青作家的崛起，伤痕文学的主题也在发生着转向。从丛维熙的“大墙文学”到张贤亮的《灵与肉》，伤痕已经变得太美，甚至看不见伤痕了。历史的非理性与荒诞性，被这些“归来”的既得利益者们，通过神圣的笔，慢慢抹去，实现了自身创作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无缝对接。“右派”作家的转向并不意味着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的终结，将这部分反思继续下去的是知识青年作家群体。很显然，知青文学与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有着交叉重叠的地方。“文革”结束后返回城市的知青作家，更多是通过回忆性叙述，书写知青的困惑与迷茫，以及暴露知青岁月时的伤痛与阴暗。这些创作可以归入伤痕文学的大类里。也有些学者将这些作品及之后的知青文学作品归入反思文学。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否定了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揭示出知青经历是浪费青春年华这一事实。叶辛的《蹉跎岁月》用极为高昂悲壮的基调，对“文革”表示了尖锐的批判，展现出一种昂扬的格调。随着知青文学的发展，这些淡淡的伤痕慢慢消失。
作为知青作家，史铁生的作品与当时的伤痕性质的知青文学大不相同。他的小说不再剖析知青一代的心灵创伤，也不再感叹青春的失落，而是描写乡村生活和风土民情。他的名篇《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已经没有了伤痕文学批判与反思的力度。此外，王安忆的《本次列车到终点》已经开始描写知青返城后的失落感，以及面临的生活与生存问题。这种失落感促使知青作家重新思考知青文学的主题。孔捷生的《南方的岸》把知青返城后的失落感变成了主动的理想主义。这预示着知青文学主题的转向。梁晓声“北大荒文学”的出现，为知青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他的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1983）以充沛的英雄主义豪情书写北大荒一代知青的气质与命运，仿佛给中国文坛刮起了一阵飓风。这是知青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的出现，给当时的知青作家出了道难题。很多作家开始冥思苦想，希望突破固有的知青文学套路，超越梁晓声。
在梁晓声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的文学充满昂扬向上的力量。将这种文学精神发扬较好的首先是张承志。他的小说《北方的河》所彰显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与当时的时代精神相吻合。这种风格一改宏大而集体性的历史叙述，内容变得极为鲜活和实在。这种改变也意味着知青小说正向新的多元叙述的趋势转向。从伤痕文学一脉下来的知青文学，展示蹉跎岁月的壮丽与沉湎于青春失落的情绪占据主导地位，并没有对知青之一代人与历史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到80年代后期，大量知青作家的写作开始尝试非知青题材。随着现代派文学的回归，知青文学面临着更为深刻的转向问题。
四、知青文学的转型与衰微
上一部分谈到了20世纪80年代知青文学主题与叙述模式的转变，实际上这一转变预示着中国文学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之所以兴起，是处于主导的现实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与社会发展的阶段与作者面临的创新压力有关。中国文学在这一时期向现代主义转向不过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现代主义的接续罢了。
早在“文革”结束初期，作为伤痕文学一个偏门的王蒙就尝试用意识流写作，可以说是中国当代现代主义的早期践行者。王蒙的意识流写作，更多是在现代派技术的掩盖下，悄悄越过主流价值之外的小心翼翼的异端尝试，属于反思文学中较为深刻的写作。到刘索拉发表《你别无选择》以及徐星发表《无主题变奏》之后，现代派在中国文学界已经崭露头角。
在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现代派创作手法和思想的影响下，知青文学的创作主体开始反省并寻求艺术上的突破。面对现代主义思潮，中国文学的主导文化受到来自创新的新文化的冲击。主导文化中的变革因子与创新文化相结合，催生了寻根文学的发生。寻根文学是知青作家面对现代主义冲击的自然反应，但同时也是他们追踪现代主义的结果。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在国际上大获成功对中国文学带来了巨大启示：回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一样可以具有现代性。陈晓明教授认为：“‘寻根’可以从西方现代主义的高度撤退下来，回到熟悉的民族本位，甚至再回到以现实主义的手法书写乡村生活，而并不一定会失去现代主义的艺术性质或水准，这是中国作家豁然开朗领悟到的一个境界。”“寻根”的文学概念于1984年提出，随后学界出现了大量相关言论。虽说“寻根”的旗号1985年年底才打出来，但被列为“寻根”系之内的作品很多是之前发表的。含有“大自然主题”的早期知青小说都被归为“寻根文学”，如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邓刚的《迷人的海》等。寻根文学具有突破性的作品应该是阿城的《棋王》。在《棋王》里，阿城把知青文学书写时代和历史的主题转换成对叙述知青的个人记忆。王安忆的《小鲍庄》也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在这部作品里，乡土中国的背景成了叙事的主体部分。不过，批评家认为，寻根文学站在文化的高度夸大了个人的记忆，将个人的记忆上升为艺术创新和思考国家宏大命运的高度，实际上显得笨拙、虚假和矫情。
到20世纪90年代，知青文学全面衰微。梁晓声、张承志、史铁生依然辛勤地耕耘在文学领域，其他的作家要么改变了写作题材，要么转换了职业。他们三人的创作成为知青文学的绝响。此外，王小波《黄金时代》的问世，实现了之前知青作家一直未能实现的突围。作品中对性爱的正面书写，对现实的批判和嘲讽，对人生状态的反思，对人性自由和本真的彰显，迥异于90年代之前的知青小说。除了《黄金时代》之外，90年代有影响力的作品少得可怜。文学界反应不错的作品，不过是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邓贤的《中国知青梦》以及老鬼的《血色黄昏》等几部。与之鲜明对比的是，这个时代出现了数倍于知青小说的知青回忆录。知青回忆录作为一种压抑已久的民间声音，是知青文学的另一种立场和姿态。这部分回忆录多少有点直面历史，进行自省和忏悔的精神，好歹弥补了一点早期知青小说的不足。
很多人把姜戎于2019年出版的《狼图腾》归入知青文学里。虽然这部作品从题材上看可以归入知青文学，但它对民族性的思考主题远远压倒了知青文学“青春无悔、蹉跎岁月、劫后辉煌”的惯常主题。2019年出版的，梁晓声的《返城年代》和韩少功的《日夜书》，主题、格调与当年的知青文学差异明显，是知青文学的变体，也算是在新世纪的回光返照。虽说知青文学的各种变体不断出现，但作为有着特殊反思性背景和主题意向的知青文学已经终结。
五、知青文学未摆脱主流政治意识
站在新世纪的今天，可以明确地说，知青文学已经成为历史，知青题材的文学作品还将继续出现。纵观知青文学史，有一点可以确定，知青文学是特定政治意识、政治体制或政策的产物。知青文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带着浓重的政治性。知青文学的主题也随着现实政治的变化而变化。知青文学巧妙而又隐蔽地寄生在政治体制上，为某种政治运动、政治统治进行合法化的文学表达。无论在任何时期，知青文学首先表达的是意识形态功能和政治体制内的审美观念。作家只有在满足了这种政治需要的前提下，才能进一步讨论艺术性及文学性。改革开放之前的文学，这种意识形态烙印明显，所以没有出现伟大的作品。改革开放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知青文学依然是现实政治的工具。在僵硬的政治指令与缺失人性浸淫的意识形态中，知青文学先天就带有鼓动人心、让人热血喷涌的气质，很容易融入青年人的血脉深处。
无论是“文革”期间的革命浪漫主义叙述，还是伤痕文学时期对“文革”的深刻批判，以及后来高唱所谓的青春无悔赞歌，都是现实政治的需要。知青文学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它先天的局限性。知青文学巧妙地寄生在政治体制上的本性，决定了它对社会政治批判或政治运动抱有一定的使命感。作家在这个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承担起了这个使命。“文革”后冠以知青文学标志的作品，要么是对过去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批判，要么是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表达直接的拥护或支持。在这种拥护或支持中，作家获得了相应的文学地位和政治地位。本质上，这是作家与政治体制的共谋。
无论是归来的“右派”作家还是知青作家，在新时代，他们很快就成了既得利益者。在体制温暖的羽翼下，他们要么将早已愈合的伤痕小心翼翼地戳开一个小口，血肉模糊地展示给人看；要么将伤痕当做荣誉的胎记，渲染它曾经的辉煌与光荣。恐怕没有多少作品是通过作者心灵净化后才呈现给读者的。这个特点决定了知青文学的非文学性，以及它浓厚的政治话语色彩。
随着文学多元化时代的到来，知青文学所秉持的这种隐晦的价值慢慢受到消解，而知青文学也响起了丧钟。并不是知青作家抛弃了知青文学，也不是时代抛弃了知青作家，而是政治体制抛弃了知青文学。当现实政治运行稳定且成熟时，当回城知青慢慢走上体制内各个领导岗位时，现实政治已经不需要知青文学为其代言了。知青文学与政治意识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它的厚度与反思的力度有限。很多知青小说反思“文革”，批判极左路线，却并没有反思人性，更没有反思中国人在那个时期应该承担的责任。很多伦理与人性的问题，在知青小说里变成了政治和历史的问题。
正是把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自身”排除在反思之外，才使这类小说的主题如此具有灵动性。一会儿舔舐伤口，一会儿展示伤痕；一会儿青春无悔，一会儿蹉跎岁月。这类作品，从文学的角度讲，更多像是政治报告或宣言，不太像小说。知青这一代人，在那段历史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到底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这是“文革”后出生的年轻一代人对历史的拷问。展示壮丽的蹉跎岁月，沉湎失落的青春更像是“文革”后“胜利者”的自我陶醉，抑或是“既得利益者”的意淫。
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出版的知青回忆录，也不过是成功者的回思，无异于当年英雄自得的红卫兵小将情节。那些依然游荡于山野的孤魂野鬼，那些碾压在社会底层的老知青，那些没有回城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他们的生活与情感并未全面地反应在知青文学里。总的来看，知青文学是中国特殊时期政治话语的文学表达。知青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现实政治绑在一起，随着政治进程的变化而变化。当新时期的主导价值观念变成稳定的社会意识时，知青文学便失去了它固有的作用。知青文学有过辉煌年代，也是一代人的伟大精神财富。但是，它的时代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这也需要值得人们去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