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格妮丝·赫勒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受马克思和卢卡奇思想遗产的影响，一生致力于人类解放事业。但与马克思和卢卡奇不同的是，赫勒的人类解放理论不是诉诸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而是致力于日常生活的微观革命，强调个体解放是人类解放的途径。为此，赫勒在对马克思阶级解放理论进行批判研究的同时，立足于日常生活这一微观领域，从社会人类学的视角探索日常生活中态度的可变性，从审美的维度寻求个体道德个性的形成，系统地论证了个体解放的合法性、可能性与实现途径。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赫勒个体解放概念的提出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身”，马克思的这句伟大的箴言近些年遭到了怀疑和拒绝。赫勒重新审视和分析了马克思的阶级解放理论，力图恢复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中的“个体向度”，提出了人类解放只有在个体意义上才能进行的思想。
赫勒首先思考了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内涵。她认为，马克思的解放概念是在自由的意义上阐述的。因为“全人类”既包括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也包括剥削者和压迫者，如果压迫者也需要解放，就意味着压迫者在现存条件下也是不自由的。于是赫勒对马克思的自由概念进行了考察，认为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具有四个规定性。第一，自由是独质的和绝对的，自由没有量的区别，只有质的不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自由都是复数的自由（freedo），政治解放只是提供给人们多元的权利自由（liberties），而不是自由（freedo。第二，自由是关于个体的。自由不代表民族或其他人类共同体的“独立”，要实现人类解放（hu），自由要变成现实，个体而不是民族或文化必须是自由的。第三，自由排除了所有的必然性和限制。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行为，但它仍不是一个自由的行为，因为只有当行为自由，结果才能自由。第四，所有这些归结为一点，自由是每一个个体的全部能力和才能的发展。
赫勒进一步分析了马克思自由的实现条件。首先，在马克思看来，充裕是实现自由的根本条件。马克思试图在生产方式中寻找阻碍自由实现的障碍。他认为，在充裕的状况下，生产不再是一个似自然的过程，社会关系将逐渐获得上层的控制权，人类将彻底控制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其次，权威是自由的对立物。赫勒认为，马克思在排除了匮乏对人类的限制之后，又对权威进行了批判，各种权威的规则成为了限制或必然性的表达。
通过对马克思人类解放和自由概念的剖析，赫勒恢复了马克思解放理论中的个体向度。但是赫勒也对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提出了批评。首先，赫勒质疑了马克思的充裕理论。赫勒认为马克思的自由观是以物质财富的充裕为前提的，但充裕是相对的范畴，与人们的需要结构相关。如果人们等待满足的需要比满足它们的手段多得多，那么无论社会财富多么充足，社会还会出现匮乏。如果自由是绝对的，需要就是无止境的，而自然资源是极其有限的，那么社会就没有充足，只有匮乏。所以，自由的这个前提——充裕一定是不存在的。其次，赫勒对马克思所说的“权威”的限制提出了异议。在赫勒看来，为了有一个相对充裕的社会，我们的需要体系必须与自由价值这种规范的力量联系起来。如果仍然有规范，它们就必须有权威，权威是人们公认的自律的表达。因此，不接受这种普遍化的规范，无论人类的解放过程意味着什么，解放都不会实现。所以，解放只有在个体的意义上才能进行，“个体应该在某种外在的权威的指导下被社会化”，这样才能解决道德问题，实现自由。由此，赫勒提出了自己的民主的自由概念和人类解放观。
赫勒认为，“‘人类的解放’可以在民主的自由概念的引领下被解释”。她的民主的自由概念并不反对外在道德权威的存在和接受，在赫勒看来，问题不在于拒绝所有的权威，而是拒绝权威建立、观察和检验的质量和程序。在民主的自由理论的理解下，“自由的人类”就意味着民主的普遍化和激进化。就一个人有平等的权利和可能性来参与和影响与他相关的城市、州、民族和社区事务的决定而言，他就是自由的。而且，如果每个人在某种特定的公共承认的规范指导下，都有权利和平等的机会来参与影响他们现在和未来的过程的决定，那他们就会是解放的。每个人的权利和可能性越多，人们就越自由，“多元的权利和多元的自由只是梯子上众多的横木，它引导着民主的自由的现实化”。
由此，赫勒提出了两种意义的解放，一种是政治经济革命和阶级解放（liberation），一种是日常生活革命和个人的自我解放（e）。正如她在《日常生活》中所表达的，人的真正解放不是仅凭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而实现的经济或政治领域的解放，而是通过一场微观的日常生活的革命而达到民主的实现与个体的解放。
二、个体解放的可能性
在提出了个体解放的哲学构想和价值观念之后，赫勒在《人的本能》一书中审视了当代的各种本能理论，最后从心理学、社会人类学的视角提出了个体解放的可能性依据：人性是“可塑的”，人具有“第二本性”。
应该说，赫勒有关个体解放之可能性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马克思的类本质思想。马克思认为社会性、意识、对象化、普遍性和自由构成了类本质的基本要素，而这些要素就是人的潜能，人的潜能是无限的，人类历史本身就是这些潜能实现的过程。由此，赫勒认为，个体与类是分离的，历史的目标就是类本质的要素现实化的过程。个体的结构是关系，是人对世界的对象化和对自身的对象化的关系，在这些对象化中价值选择不断更新，通过价值标准的内在化，个体获得了类本质。但是个体与类本质是不相同一的，因为“‘类特征’只有人类才具有，而单个的人仅仅具有这种‘类特征’意识以及他与这一‘类特征’关系的意识”。并不是每一个体都能认识到类的潜能，而是每一个体都能实现类的任何潜能，这一个体能够产生一种与类特征有意识的联系。
因此，每一个体都有可能具有类本质，人的本性具有“可塑性”和“开放性”。但是这种发展类的能力，不是“从内部显露出来的东西”，而是能够“在内部筑入的东西”。在赫勒看来，人的心理-社会的结构存在着“内部筑入”的无限可能性。人类中尚未存在的事物伴随着人的每一次新型活动、每一种新的对象化、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出现，并且只要这种思想或事物不消失、不被遗忘，它就会在人的“第二本性”中留下痕迹，变得牢固，成为“进一步在内部筑入”的行动基础。这种“在内部筑入”的不间断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不断在原有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过程。这里赫勒极为重视法律、道德和艺术“在内部筑入”的能力，因为她认为，只有在“类的自为对象化”阶段，在内部向个体筑入人性的能力才是独立的，才是有意识地提出的。
和太阳对于橡树的本性不适合，那么橡树将连同森林一起死亡”。这个比喻表明，人并不存在早已预先存在的人性，人的本性只能是对象化的产物，它的形成及自我认识可能被无限地建构，但建构的方式却不是随意的，不是只有善的东西能被建构到人性中，消极的东西同样能被建构到人的本性之中。一旦社会将同类本质相矛盾的行为方式建构于个体之中，个体就不再是一个健康的人格了，如果这种建构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也随之变成“病态的社会”。如何反抗“病态的”社会，改变异化的环境，这要靠自我的实现。马斯洛第三思潮理论认为，这可以通过每个人实现自己，通过发展一个强大的自我，通过培养一种不可动摇的自尊来实现。这好比通过牵拽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沼泽中解救出来，在实践上是乌托邦式的。赫勒认为，问题的答案存在于社会人类学领域之中，“将‘类本质’建构于‘第二本性’之中，既是可能的，也是应当的”。就当前阶段所包含的具体的潜在性而言，沿消极方向选择和沿积极方向选择，都是“第二天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的实现与社会的实现是统一过程的同步行动。
人不是由本能所制导的存在物，人生来就没有本能；人也不是一张“白纸”，可以随时把外界刺激的反应记录于纸上；人更不是一个类本质的化身。赫勒通过对本能的研究，证实了日常生活中态度的可变是可能的，个体解放是可能的，她的政治理论，尤其是她的伦理学、美学思想都是以此为基点的，个体的美的个性伦理的实现正是在人性具有可塑性的理想基础上进行的。
三、个体解放的实现途径
个体解放是赫勒人类解放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提出这一美好的诉求之后，赫勒在《日常生活》、《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激进哲学》、《现代性理论》、《个性伦理学》等相关著作中系统地勾画了个体解放的实现方案。
首先，赫勒认为个体的日常生活革命是个体解放的立足点。“社会变革无法仅仅在宏观尺度上得以实现，进而，人的态度的改变无论好坏都是所有改变的内在组成部分。”这一构成赫勒哲学基本框架的思想体现了赫勒一生的追求目标：把日常生活这一微观领域作为个体解放的立足点，使之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心。与同时期提出日常生活理论的列斐伏尔不同，赫勒对日常生活的态度是积极的。她认为日常生活并不是完全异化的，仍然是可以改变、可以使之人道化和民主化的。所以，她的人类解放不是期待人的非理性的狂欢，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日常生活中个体的出现和“美”的道德个性的形成。
赫勒认为，日常生活是流动的、可塑的。虽然日常生活作为自在的对象化领域，有空间狭隘、固定和相对封闭的特点，日常生活以传统、习惯等给定的归类模式为原则，以重复性实践和重复性思维为特征，但是“日常生活并不必然只在‘自在的’对象化领域的引导下进行”，而且日常生活不等同于生活世界，它不只包含一种态度，还包括反思的理论态度等多种态度，它是人类每一种社会制度、社会行为和社会生活的客观基础。
基于日常生活的特点，赫勒日常生活革命的主体不是以往宏观革命的阶级，而是个人。赫勒认为“个人”范畴包含特性和个性两种：特性是排他主义性，反映了尚未同类本质建立起自觉关系的个人的存在状态；而个性则代表了类的发展，代表了类的价值，它反映了个人同类本质建立了自觉关系，并以这种自觉关系为基础安排自己日常生活的个人存在状态。赫勒认为在日常生活当中，个人始终无法彻底摆脱特性，但她仍对个体个性的形成抱有积极的乐观的态度。“可能而且总是存在一些人，他们能成功地把握个人中的类，把自身同类的存在物联系起来。从类的存在物的观点，从特定时代类的发展所达到。这些人被赫勒称之为“个体”，他们的个性代表了类的发展，个性个体的出现使日常生活革命成为可能，“‘个体的个性’决非完善，但它足以担当人道的日常生活的主体”。
其次，激进的需要革命是个体解放的必由之路。马克思曾经指出，现实生活中人有各种需要，“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人的需要就是人的内在的本质规定性，因此，若要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人的需要的满足与实现是应有之义。但是在赫勒看来，个人的需要被专政了，马克思的“社会需要”（socialneed）演变成了“社会的需要”（needofsociety），个人真实的需要被抹杀了，只有“激进的需要”（radicalneed）才能实现个人的真正解放。
赫勒认为，“社会的需要”既不是个体的个人的需要的整体或平均数，也不是“社会化的”个人需要，而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比构成社会的个体的个人需要更高的普遍的需要体系”。其结果是，社会运动的特权者和领导人的需要成为了“普遍性”和“社会化”的化身，个人真实的、实际的需要被“社会需要”的“代表们”的需要所掩盖。基于此，赫勒提出了“基本需要革命”的构想，对现存需要结构进行改造，建立一种以人的自由和人性的丰富为中心的需要结构。而这有赖于人类自身中产生出新的需要，即“激进的需要”。所谓激进需要，是指那些产生于现存的以依附和统治为基础的社会之中，又无法在这一社会中得以满足的需要。比如，每一个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社会统治的消除等。这种激进需要的产生有赖于激进个体的出现，它以“全面的个人”（-sidedindividual）的需要为目的，个体只有在个人的意义上获得这些需要的满足，才能真正实现解放。
但是如何进行彻底的需要革命，以激进需要为核心的激进运动如何能超越现存社会的宗旨。于是，赫勒为自己的激进哲学规定了四项任务：第一，从严格意义上说，激进哲学本身的任务就是构建体现合理乌托邦的理想；第二，激进哲学必须建立一种社会理论，以探究合理乌托邦的可能性；第三，激进哲学必须是一种生活哲学，为人们提出一种生活方式；第四，激进哲学必须是一种实践哲学，来指导人们实现他们的合理乌托邦的理想。
赫勒设想，在这样一个乌托邦社会里，并不是所有的需要能被同时满足，也不是每个人对他的需要都会感到满意，但是，他们是自由的，因为需要满足的优先权是经过所有人的理性的辩论的，而且这些辩论是在共同认可、共同接受的规范的指引下的行为。这里赫勒暗示着人类的解放不再像马克思所理解的那样依赖于充裕、依赖于摆脱权威的束缚，而是依赖于民主的自由的获得，依赖于普遍的道德规范即道德权威的普遍化。
再次，激进民主制是人类解放的“第三条道路”。根据赫勒的解放概念，我们可以看出，赫勒把个体自由和平等的自我决定视为解放的核心价值，她认为人类解放与民主的自由概念息息相关。在对当代资本主义与现存社会主义的批判中，赫勒提出了一条超越二者的“第三条道路”——激进民主制。
激进民主制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形式民主的完成”，“其核心是个体自由和平等参与社会决策的权力，即平等的自我决定”。赫勒认为，“普遍的自由价值在公共领域的具体化就是现代的政治概念”。赫勒把自由的普遍化和具体化同政治、民主状况联系起来。在她看来，激进民主在理论上必须普遍化，“政治范畴不排除任何事物和任何人”，从实践上民主的自由概念必须具体化。这种民主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联，它能以朋友和敌人之间斗争的形式发生，也能以具体的合作和讨论的形式发生，或者以其他的方式或途径发生。可见，激进的民主制既保障公众的民主，又能实现个体的自由。
赫勒后来在《公正的复杂性》与《现代性理论》中对现代民主制作了集中的论述，进一步证实了激进民主制的优越性，为当代民主政治的结构和实际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洞见。赫勒总结了现代生活的三种社会体制：极权主义国家、自由主义和现代民主制。极权主义国家往往是一种专政，而现代民主制是多数人统治和代表制的结合。现代民主利用了一种所谓的积极自由，让公民有参与政治事务的自由。但是由于民主是多数人统治，民主的自由就是多数人的自由，所以“民主会表现出极权主义的趋势，或者如托克维尔所言，会变得‘专制’。它是多数人的专制”。赫勒似乎很赞赏自由主义，认为自由主义保证“人”的权利，道德个体的权利，保护个人免受政治专制，保护少数人免受多数人的专制。但是，赫勒认为，“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个人自由，而民主的核心价值是政治平等”，“对民主而言，平等是最高的价值”。
赫勒认为现代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是自由主义和民主的结合，二者之间的平衡很难达到，更难维持，而激进民主制却提供了自由与民主共存的可能性。因为激进民主制在政治多元化的同时肯定了道德价值的意义，正如赫勒所说的，“‘人类的解放’不可能意味着从所有种类的权威、规范和义务中解放出来，而只能意味着从某种外在的权威、规范和义务中解放”，“如果没有规范，每件事事实上都是被允许的，那么自治将不会是绝对的，而且还会永远消失”。因为人具有“非社会的社会性”，康德说，人是“一种动物……他对他的同类必定会滥用自己的自由的，而且尽管作为有理性的生物他也希望有一条法律来规定大家的自由界限”。所以，即使在激进民主制条件下，人类的解放仍必须承认道德规范的存在，于是，赫勒在道德和美学中寻求一种结合点，来探索人的解放另一条途径。
最后，道德美学是赫勒人类解放思想的新视野。在人寻求解放的问题上，赫勒同他的老师卢卡奇一样，也极为重视审美与伦理对人的解放的重要意义。从审美形式来看，除了对小说、绘画等艺术形式关注外，与许多哲学家不同，赫勒还极为关注喜剧对人的解放的作用，她是第一位对艺术、文学和生活中普遍的喜剧现象做哲学思考的人。在《永恒的喜剧》中，她极为肯定喜剧的精神力量，她写道：“当我们捧腹大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了我们的力量，我们被赋予了权力……我们从暴君的专制下解放（即使只有在喜剧和笑话中），这使我们感受到了心灵深处的自由。”
所以，赫勒认为艺术在日常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艺术接受的“前摄”和“后续”体验，它能够使个体产生震撼从而为个体提供一种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有意义的生活”是一个以不断接受新挑战和不断解决新冲突的发展前景为特征的开放世界中的日常生活的“为我们存在”。因为它本质上是民主的，它的指导原则总是普遍化的，总是为他者存在的，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它可以普遍到人性整体。从审美到伦理，赫勒把美与道德紧密地结合起来，正如卢卡奇所说，“没有伦理问题和情感的密切关系，就不可能有实际深入的审美激发。在审美领域这种情感只能是静观的（在审美体验之后它可以转化为伦理实践）”。
在赫勒看来，道德美学以及理想个性的形成是个人好生活的途径，是人类解放的另一种形式。赫勒认为，要正确看待伦理与审美的关系，“审美应居于伦理概念后的第二位”，尽管行为中具有美感，行为人也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价值是什么”和“做了什么”优先于“谁”做了它和“怎样”做的。“在道德中，内容从来没有被形式彻底地吸收。”这里赫勒把伦理等同于内容，审美等同于形式，善的伦理行为高于行为中的美感。不难看出赫勒的道德美学体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用赫勒的话说“美学是伦理学的花冠”。
基于这一基本立场，赫勒提出“美的性格”（theBeautifulCharacter）是道德美学个性的理想类型。赫勒认为美的性格就是和谐的性格，但她所主张的和谐个性不是“雕塑式的”（plastic）（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和谐的个性的描述），而是“音乐式的”，是“许多种或者甚至说所有种不同的开放性和自由的并存”。赫勒把和谐、自由和美统一起来，“自由是美的一个有机的因素，但是作为自由的选择，它也是一个道德事件”。道德作为个性的实质性内容与美的形式统一起来，共同塑造了道德美学的理想个性。这种和谐的性格提供了交往的可能性，这种社会的、分享的和交往的快乐加强了人类间的共通感，实现了“交往的共和国”。这便是赫勒所称的“新的道德的”世界、激进乌托邦的理想，即建立一个“理想的交往社会”。这个社会是民主观念的实现，而且这个未来社会的道德承认并充分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最终，马克思的人类的最高价值在这里体现，个体与类实现了统一，类的物理的、心理的和精神的能力的发展同时是个性和个体的物理的、心理的和精神能力的运用和发展。
四、赫勒个体解放思想的启示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简要论述，我们对赫勒的个体解放思想有了基本的了解。在本文结束之前，我们试图对赫勒的个体解放理论作总体的把握和评价。
首先，应当指出，无论赫勒个体解放理论的结论如何，它都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个体解放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其弘扬个体解放的维度与马克思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类的解放是以每个人的解放为前提的，只有每一个个人获得解放，整个人类才能彻底解放。赫勒的个体解放理论凸显了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中的个体维度，它不是为了一个虚幻、可望而不可及的社会价值,而是为了人自身,是为了一个个更加丰富、更加自由的生命个体的实现。她使人看到了人类生存的局限和问题,要求人们批判和超越当下的生活，寻找和创造新的“有意义生活”的无限可能性。
其次，赫勒对个体解放的构想，尤其是其从审美的角度研究道德个性的形成，从伦理学、美学切入政治学问题，为我们当代哲学和社会批判理论对人类解放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在赫勒看来，批判的社会哲学的任务就是与科技理性的统治作斗争，就是捍卫和培养个体、“可感的”人类需要以及类存在的价值。人本身有内在的冲动去克服外在的异化生活，这是人的自我解放的道路，是赫勒解放理论的根本归宿。赫勒立足于日常生活这一现实语境中，通过基本需要的革命、激进民主制的实行，道德美学个性的形成，揭示了人类自我解放的可能向度。
再次，赫勒的人类解放理论关注个体的存在，凸显了个体的价值，通过微观层面的文化革命，使日常生活人道化，最终实现社会批判、社会拯救的功能，为当代人改变人类的生存状况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从世界范围看，工业化所带来的生活和文化危机并没有消除，反而日益尖锐起来，人们逐渐失去了对生活、对世界的批判精神。发展是目的还是手段，追求现代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人们在这些根本问题前迷失了方向。由此，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有责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思人类的生存现状，为人类解放寻求更加现实的途径。
最后，尽管赫勒的以个体为目的的人类解放理论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完全依靠日常生活中个体道德个性的形成，是否真能导致人类解放；忽视经济的、政治的、阶级的宏观革命，个体意义上的微观的革命何以保障；其解放理论是否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审美救赎的虚幻性、乌托邦性等，但她能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批判性地反思人类的生存状况（人是怎样生存的？如何能改变这种生存状况？），为当代人探寻更好的民主形式，寻求“好生活”构想了一种切实可靠的人类解放路径，这种思想和行为还是值得借鉴的。“毫无疑问，伟大的共和国是政治的一种乐观的想法。在这种理论框架中，俗话说的英雄不仅战胜了自己而且战胜了不适合人生活的、不公正的世界，他帮助他人解放他们自己（因为那是他自己解放的一个方面），他们一起创造了更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