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书斋中的周作人信笔写了《故乡的野菜》，在他，是“草木虫鱼”系列的先声，亦暗潜其怀乡之意(虽文中偏说“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这一篇后来流传颇广，许多人都知晓。1992年，汪曾祺作了一同题文章，记述自己家乡的野菜之情状(周为浙江绍兴人，汪为江苏高邮人)，其中意趣值得玩味。于文化趣味及文字趣味，汪曾祺得之苦雨斋的影响不在少数，及至晚年，他拿来苦雨斋之同题作文，是一种致敬，抑或未明言的游戏式的“比赛”，我们或许可以有不同的猜测，但从中透出的文脉之绵延与变数，却是颇可探究的。
汪曾祺的文学趣味受废名、沈从文的浸染，众所周知矣，而文化趣味或更多来自于周作人、俞平伯一脉。从前后两篇《故乡的野菜》中可看出，他们对世态人情、民俗谣曲、野史杂记兴味浓厚，多所点染。周作人引浙东童谣，“荠菜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汪曾祺回忆儿时听到的叫卖声，“卖枸杞头来!”又引家乡歇后语，“王西楼嫁女儿——画(话)多银子少”。周作人征引《西湖游览志》、《清嘉录》中关于荠菜花的记载，汪曾祺征引《以莼姜法鱼糟蟹寄子瞻》中的莼菜记录、《野菜谱》中各种野菜的记录。不过，亦是有相异之处的，周作人信手拈来日本将黄花麦果称为“御形”，摘出《俳句大辞典》中描写紫云英的语句，汪曾祺笔下未出现域外的记载。其中缘由，苦雨斋精通希腊语、日语、英语等多国语，对其文化之熟稔更是到了令人惊异的程度，游刃有余自不待言;汪曾祺自己亦遗憾未学通别种语言(他在西南联大是个散漫的学生)，难引他国文化与本土比较类通。
周作人写小品文，学术味道极浓，因其本质为思想家、学问家、爱智者(另有一称谓似可借来，虽是其称呼他人的：“好事家(Dilettante)”，“他爱艺术品，爱历史遗物，民间工艺，以及玩具之类，或自然物如木叶贝壳亦无不爱”)，其学识由散文的形式表现而已(后来模仿苦雨斋者众，得其形或有之，追其神韵难矣哉，即在这根底的大差异);汪曾祺的散文，思想的历练不及苦雨斋远甚，但其特出之处在于文字的灵动鲜活，多小说的笔法，毕竟他本是小说家(汪的许多小说、散文的界线模糊，因为他不认为两种文体必须泾渭分明)，为随笔这种文体注入了别致的气韵。周作人的文章是雅的、清淡的(于涩味的追求亦是其文字的要义)，即使写野菜这般普通俗常的物什，亦无改其气质，如“日本称为‘御形’，与荠菜同为春天的七草之一，也采来做点心用，状如艾饺，名曰‘草饼’，春分前后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而汪曾祺的描写，如“枸杞头带着雨水，女孩子的声音也带着雨水。枸杞头不值什么钱，也从不用秤约，给几个钱，她们就能把整篮子倒给你。女孩子也不把这当做正经买卖，卖一点钱，够打一瓶梳头油就行了”，语调温婉，且极具画面感，如见声貌，有叙事记人的特点，这是与苦雨斋的区别。周作人倒是写过叙事体的《初恋》，大约是其最近似小说的篇什，调子很静，非灵动，是那种低眉的沉静，或有热情，但已被表层的淡然遮掩住了。周作人的性情与艺术气质是散文式的，他曾谈过对小说的看法，“老实说，我是不大爱小说的，或者因为是不懂所以不爱，也未可知。我读小说大抵是当作文章去看，所以有些不大像小说的，随笔风的小说，我倒颇觉得有意思，其有结构有波澜的，仿佛是依照着美国板的小说作法而做出来的东西，反有些不耐烦看，似乎是安排下的西洋景来等我们去做呆鸟，看了欢喜得出神。”
汪曾祺写小说，写散文，亦有不少文论文字(辑为《晚翠文谈》)，于自己的师承及所受影响多有谈论。如外国的契诃夫、阿左林(又译阿索林)，中国古代的归有光，现代的鲁迅、沈从文、废名，这些说法自然是不错的，或明或暗的影响我们稍加注意的确可感受到。不过，他极少提到周作人，在自己的师承方面似避免谈及，只在评论他人的文章里言及苦雨斋(如给废名小说选集写的序《万寿宫丁丁响》里，比较详细地说起周作人对废名的评价)。我想，这多半可归结为时代与政治原因，1949之后的头三十年，周显然是一个禁忌，虽上层于其生活及写作方面网开一面、给予出路，但大家在公共领域是有意避之的(其出版书籍亦须换个署名，如周遐寿、周启明等)，而八〇年代之后，对周的著作出版及评价虽在逐步“解冻”，但争议仍纷繁存在，现实的与心理的阻力还是很大的。汪曾祺可能很早就读过苦雨斋的书，且年纪及长，文化领域的趣味与之愈加接近，影响想来是不可避免的，但在自己的文章中极少谈及，时代的因素横亘其间。《万寿宫丁丁响》写于1996年，其时的文化环境已算是宽松，所以多引周作人对废名的评价言语，且多做肯定，不知是不是一种委婉的表示(汪曾祺一向主张不因人废言，比如书法，他很喜欢蔡京的字，认为比苏东坡、黄山谷的都好)。自然，写《故乡的野菜》同题文章，其方式更为直截了当，将在文论中从未提及的师承，以直接的创作展示出来。
论学问，汪曾祺远不及周作人，当然他也从未想在学问上追摹前辈。周作人对希腊学、日本文化、儿童研究、妇女研究、性文化研究、民俗研究都有开拓之功，博览群书(张中行回忆，“在我熟识的一些前辈里，读书的数量之多，内容之杂，他恐怕要排在第一位，多到什么程度，详说确说，他以外的人做不到”)，专门的学问功底有目共睹，影响不仅在当时，于后世亦延绵不绝;汪曾祺读书以量而言，不算太多，面上是广的，乃作家式的读书，也就是读杂书(“我主张抓到什么就读什么，读得下去就一连气读一阵，读不下去就抛在一边”)，其偏好性明显，如方志、游记，读书论、画论，关于节令风物民俗、草木虫鱼的书，还有《梦溪笔谈》、《容斋随笔》，甚至《宋提刑洗冤录》，都是他的喜好。在读杂书一点上，两人是共通的，不过苦雨斋学问更为广博，其思想亦更为浑厚。如果说苦雨斋是爱智者，从“十字街头的塔”中慢慢退居书斋，汪曾祺可说是“爱美者”，这个“美”是对自然与人性的审美，有人间世的烟火气。置诸文章写作上，汪曾祺不及苦雨斋之深邃，但其特出之处是文学趣味的加入，糅合那些兼容并蓄的学问杂拌儿，倒创出了他自己的文字情致来。比如他写马齿苋，除考证苋的分类外，还有这样的描写，“马齿苋开花，花瓣如一小囊。我们有时捉了一个哑巴知了，——知了是应该会叫的，捉住一个哑巴，多么扫兴!于是摘了两个马齿苋的花瓣套住它的眼睛，——马齿苋花瓣套知了眼睛正合适，一撒手，这知了就拼命往高处飞，一直飞到看不见”。这是闲笔，而好看亦好看在此处。
